崔健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先行者”和“中国摇滚乐之父”。

20世纪60年代，崔健出身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朝鲜族家庭，幼年便被浸润在音乐和舞蹈的家庭环境之中。父亲是专业团体的小号演奏员，母亲是朝鲜族舞蹈演员。儿时的崔健喜欢音乐，爱好歌唱，父亲回忆他读小学时就在公交车上放声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当时还得到叔叔阿姨的交口称赞。他14岁时开始学习吹小号，1981年，正式成为北京歌舞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与此同时，崔健迷恋摇滚乐，迷恋西蒙和加芬克尔以及约翰·丹佛，开始学习吉他演奏和弹唱。上世纪80年代早期，崔健组建“七合板”乐队，在北京的宾馆、西餐厅等娱乐舞台上开始演出流行音乐，随后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虽然唱片质量不算上乘，但创新的安排和制作备受中国流行音乐人的关注。

80年代中期，西方摇滚音乐通过越来越多的由非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包括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以及警察乐队等。这些音乐强烈地刺激了崔健，他开始了自己的摇滚乐创作。他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从创作开始，他就表现了一些严肃的、发人深省的内容，他敢于展示一些敏感话题，例如自由和性，对于当时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的一代人而言，崔健歌词的直白与真实，饱含唤醒心灵的力量。随后他在百名歌星《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上，一袭便装走上舞台，两只裤腿一高一低，自信从容地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为人们带来从头到尾的刺激与兴奋。与此同时，这首歌曲成为中国大陆摇滚乐走向公开化、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第一首作品，揭开了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历史篇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崔健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给予社会的不仅仅是一首首歌曲，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是历史与现实交融，是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他一直行走在超前的思想与现实之间，一路引领着同道者前行，他的“呐喊”激起了“反思”的社会思潮，从个体出发，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崔健说：“我的音乐里有一个很强的主题就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你命运的价值，尊重自己的命运，尊重自己的一切，同时去改变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去针对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去发出你的呐喊，发出你自己的一些声音，这就是摇滚音乐。”“我从来不觉得摇滚乐是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或者说是非常自我的，很亲近的，有很亲近的东西在里面……当我做摇滚乐的时候，我发现，此时此刻，要表达的感情其实是最重要的。”

多年来，崔健一直往返于排练场与现场之间，从未间断过摇滚乐现场演出，在国内、在国外、在体育馆、在酒吧、一个人、一群人……他一直奉行“音乐在现场”的准则。同样，他发起的“真唱运动”，发表的“真唱运动宣言”，提出音乐演出市场反假倡真的观点等都是对社会音乐体系构建和维护巨大的贡献，贡献给大众的是真实的音乐、真实的现场！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摇滚乐诞生之初，官方认同甚微，主要是民间自发的生存状态。但是他们的现场具有“集体狂热”的轰动效应，对受众的这种有力的吸引也是特有的。当时乐队的组建，大多在没有经费和场地的提供的前提下，个人领头，选择专业相符、志趣相投的成员组合。乐队的事务完全自理，什么时候排练、什么时候演出等等。虽然这种自我组织，相对松散的模式会有乐队成员流动频繁、不便于管理等特点，但在音乐上却有明显的优势。在那个年代商品经济意识淡漠，文化商品意识几乎为零的社会大环境下，自发的乐队多数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自己，自娱自乐的意识占主导，应该说乐队最渴望的是表现自己的音乐，得到观众的认同。崔健等摇滚乐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自己对于摇滚乐事业的追求。他们通常采取PARTY聚会、数支乐队联合等演出模式，表演现场摇滚乐手与观众互动的表演模式，音乐表现畅快淋漓，演出全程气氛浓烈，无不表现集体的狂热，许多喜爱摇滚及其圈内的朋友们慢慢地积聚，滚雪球一般地逐渐壮大。是乐人们的狂热带动了观众的狂热，让整个摇滚乐现场融为一体。时至今日，摇滚乐演出现场的观众都是令同行羡慕的，无论是摇滚歌手的个人演唱会，还是各种大型户外音乐节，观众的参与总是火热的。2008年崔健个人演唱会，形成了全场大合唱的撼人景观；其他一些组织成功的“××流行音乐节”“××摇滚音乐节”几乎也都是人头攒动，群情狂热的准疯狂景象。在摇滚乐的场域中，音乐似乎是信仰，现场是仪式，乐人是祭司，歌迷是信徒。(www.daowen.com)

【注释】

[1]孙继南：《对黎锦晖历史评价的再认识》，人民音乐，2002，第4期，总第432期.

[2]邹联丰：《黎锦晖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文化广场，2009.8.

[3]萧吟：《“盖棺犹难论定”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音乐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