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典古籍中有诸多早期人类社会关于人文音乐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中虢文公的“风土以音律省土风”,即古代的乐官负责以音律去省土风兼以知天时的制度。《吕氏春秋·古乐》中云:“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5]在人类社会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音乐居于社会生活的主流位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代,音乐家伶州鸠有“天人合一”、“省风作乐”、“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思想,认为政治像音乐,音乐所用的音要服从和谐的需要,音律的调整就是为了达到乐音和谐的目的。和谐的音乐说明国家的政治秩序完善。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有著名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音乐社会观,认为音乐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效应,净化社会风气,陶冶个人情操,提升个人素质。
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认为世道太平时的音乐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平和;乱世时候的音乐里充满了怨恨与愤怒,其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及濒于灭亡的国家其音乐充满哀和愁思,百姓困苦无望。五声之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就不会有敝败不和的声音。宫声乱则五声废弃,其国君必骄纵废政;商声乱则五声跳掷不谐调,其臣官事不理;角声乱五音谱成的乐曲基调忧愁,百姓必多怨愤;徵音乱则曲多哀伤,其国多事;羽声乱曲调倾危难唱,其国财用匮乏。
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音乐是社会形态的反映,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音乐,世盛乐和,世衰乐噪。
宋代文学家苏轼认为音乐具有“悲乐亡国”、“调律亡国”的作用。
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认为音乐就是民情的反映。
晚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而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6]“百日维新”期间,新式学堂开始开设“音乐唱歌课”,这些“学堂乐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群众歌唱”的形式在学堂及社会上广泛传唱,唤醒了国民的爱国热情,鼓舞和振奋了国民精神,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国民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学堂乐歌的兴起,恢复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7],引进了欧洲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的道路,各类音乐教材得以大量刊行……无独有偶,在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把奴隶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坚强的战士,教他们学唱各种赞美歌和战歌,把音乐、唱歌、宗教舞蹈跟军事、体育结合起来。雅典的奴隶主阶级为7~14岁儿童设立弦琴学校,教他们学习音乐、唱歌和朗诵诗歌。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就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英国剧作家康格里夫甚至说:“音乐有着抚慰粗野的胸怀、软化顽石或使千年老树弯腰的魅力。”
音乐的文化魅力,在先人留存的字里行间一点点地析出,从来不需要强调,但永远也不会被遗忘。伴随四季过往,伴随生命轮回,音乐永远流淌在天地之间。(www.daowen.com)
【注释】
[1]伍蠡甫等.《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2]【印】泰戈尔.《泰戈尔诗选》,郑振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3]黎先耀主编.《鸟的乐章》,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
[4]【美】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
[5]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xzcq/ddxz/raozongyi/sffxy.htm
[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7]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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