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疫情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对于这个判断，业内人士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近一个月，旅游界讨论的共同话题是，疫情过后，旅游如何恢复？怎样恢复？其路径与通道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同意魏小安先生的观点：疫后的旅游业不是恢复问题，而是振兴。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是如何恢复，那么，疫情对我国旅游业发展所形成的代价也就太大了。我们应该换一个新话题，这就是，疫情过后，我国的旅游业如何振兴？怎样振兴？我认为，疫情对旅游业的损失，只有通过旅游领域内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才能得到有效地对冲，改革开放是疫情旅游损失的对冲利器。在疫情结束后，中国旅游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领域，成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应从以下11个方面进行发力。

（1）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和国家领导人休假制度，推动带薪休假全面落实。旅游的流动性取决于连续性可自由支配时间，这是旅游需求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一定的休假制度保障，旅游规模性发展是难以实现的。2000年国内旅游的井喷，便是“黄金周”假日制度调整的结果。在大众旅游时代，仅靠公共假日实现旅游消费，是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的。必须通过私人假期制度化设计来实现，而带薪休假制度的全面落实更为关键。在我国，要解决和落实劳动者带薪休假制度，不仅仅是发一个文件、制订一个政策纲要，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对劳动者休假权利和权力的重新认识。要将劳动者休假问题放到一个公共道德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去认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休假制度是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工业社会环境下的基本生活权利。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居民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也表现为人们是否拥有一定的社会的权力和休假的权利。要使劳动者的休假制度完全得以落实，首先要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休假制度特别是国家领导人休假制度。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和文化背景，一个制度与政策的实施效果是与国家领导人的示范作用高度相关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工业化国家学习，要借鉴发达国家工业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推动国家休假制度的落实，从而增加旅游的流动性。

（2）将研学旅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大、中、小学研学旅游的常态化。研学旅游是世界旅游的主要形态，在世界旅游中占有四分之一天下。同时，研学旅游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推动研学旅游发展，有利于促进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加快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从小培养学生文明旅游意识，养成文明旅游行为习惯。在当前，研学旅游的社会意义更为重要，通过研学旅游对于青少年了解社会、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树立“四个自信”更有现实意义。近几年，我国的研学旅游虽有发展，但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要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进而深化研学旅游的相关政策落实，如学生铁路交通半票、学校假期制度调整、研学旅游学分规定等政策的调整的落实，推动我国研学旅游的常态化发展，从而增加旅游的流动性。

（3）建立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对冲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购物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先后设立了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自由贸易区，进而提升了我国的制造业、科技业和贸易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随着旅游消费对社会经济拉动作用的提升，积极谋划，通过国家层面在一些旅游发达地区设立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对于提升我国国际旅游地位、推动旅游国际化发展、增强旅游国际竞争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几年随着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快速增长，中国出入境旅游形成了巨大外汇逆差。每年的旅游外汇逆差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境外购物消费占有较大比重。

为了对冲出境旅游购物消费支出，我国可以在一些城市，结合自由贸易区设立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中国公民可以持出境旅游签证，一年内有效，在开设的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买到免税商品、出口退税商品、国货精品。通过建立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不仅可以有效地对冲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购物消费，也可推动全国国内旅游的流动性，提升旅游消费。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要通过价格补贴、免税等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级零售商和品牌直营商入驻。要特别注重对中国游客海外购买量较大的商品品类，如奢侈品、高质量日用品、婴幼儿食品与用品等的引进，并保证价格与国际价格一致。同时，也要鼓励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中国自主品牌的入驻，提升国产品牌的国际地位。鼓励世界知名主题乐园运营商以合营、托管等方式入驻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并为高端体检中心、康体中心的设立提供政策支持，增强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的国际旅游吸引力。通过“离区免税”促进居民境外消费向境内转移，同时形成优质国产品牌对国际旅游购物者的吸引。真正把旅游自由购物区打造成国际性购物中心，带动周边区域旅游发展。

（4）设立国家旅游度假地，推动我国旅游转型升级。我国旅游的一个重要转型，就是由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的转型，来满足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度假旅游需求。要满足人民度假旅游需求，必须有相应的度假空间的支撑，必须有大尺度的地理空间作为依托，必须有国家度假地这种旅游空间形态。日本北海道地区就是日本的国家度假地，现在成为世界的度假地。我们是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际，我们必须思考地理大尺度国家度假地的建设问题。国家可以根据国家国土自然形态、经济结构、资源特点，设立不同形态的国家度假地包括草原度假、山地度假、海洋度假等基本形态；国家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旅游产业扶持政策，通过度假项目的多样化发展，满足不同形式的度假需要。同时，面对我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选择环境和资源较好的地区，通过经济飞地形式，建立各级类型不同的国家养老地。

（5）调整旅游统计维度，以产业统计为重心转向旅游经济统计为重心。长期以来，在考核我国旅游绩效时，是以旅游产业统计为重心的。对于旅游这个关联性很高的行业来说，以旅游产业统计为核心面临着一个技术难点和一个体制障碍：从技术难点来说，旅游产业的界定以及旅游相关产业的旅游效用的剥离存在着技术难点，即使这个技术难点可以有效解决，因其统计成本极高也是难以有效地开展；同时，我国的统计是以部门为主体下的产业统计，将其他部门下的旅游产业绩效核算为旅游产业绩效，必然会引起部门冲突，不利于旅游的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以旅游消费和旅游投资为核心的旅游经济统计体系，是解决以上技术难点和体制难点的有效方式。以旅游经济统计为重心要以两个指标为核心：对于国际入境旅游的统计，重点在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对于国内旅游的统计，重点在住宿旅游人数。对于旅游经济来说，国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人数意义不大的。通过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和国内住宿旅游人数这两个重要经济指标，确定旅游发展的重点问题，引领全国各地旅游发展的方向。

（6）快速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提升乡村民宿品质化发展。乡村旅游是我国旅游形态中最具活力的旅游类型，也是我国旅游对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贡献率最高的旅游形态，同时，乡村旅游也是破解我国改革与发展难题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难题，如贫富差距问题、二元结构问题、“三农”问题、农村宅基地商业化使用问题、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等，大都可以通过乡村旅游的实践得到很有成效的解决。回顾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国分享经济的精髓最主要地体现在乡村旅游发展上。因此，总结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乡村旅游体系中，乡村民宿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形态。一般来说，乡村民宿拥有传统村落的风光、乡村生活、历史文化基因以及类型不同的建筑，是度假旅游最好的生活方式。在我国短短数年里，乡村民宿的开发成为一种风潮。乡村民宿是利用农村“空心村”和“空心户”闲置农村房屋建筑，通过旅游化改造而形成的，应该说，乡村民宿不是建的，而是改造的。旅游化改造必须引入资本和艺人才能形成乡村旅游品质，而所有这些都与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有关，仅通过短期租赁方式，不是通过土地使用权方式，是难以保证乡村民宿的品质化发展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民宿之所以拥有较好的品质，是与其拥有的房屋所有权相联系的。因此，加大这方面的改革，是我国乡村民宿高品质的关键。

（7）构建完整旅游的产业链，推动旅游便利化体系建设。对于入境旅游来说，前者是技术性问题，后者是改革开放问题，两者缺一不可。近年来，我国做入境旅游业务的企业少了，队伍散了，产业链断了。世界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大的旅游经营商很少做中国入境旅游业务，中国旅游线路产品和旅游目的地还没有进入世界旅游的前列。除了构建完整的入境旅游产业链，大力开发符合国际旅游市场需要的精品旅游线路、高品质国际旅游目的地之外，完善入境旅游便利化体系是关键。便利化是指签证的便利化、支付的便利化和网络的便利化。旅游主管部门要协同外交部门、金融机构和网信办以及相关部门，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就以上涉及入境旅游的三个便利化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www.daowen.com)

对于国内旅游来说，旅游便利化是大众化旅游时代的一个重要前提，而旅游便利化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要素组合，更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规制实现的。各地要依据区域内现有的资源、设施和服务，依据与旅游相关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能，以旅游便利化为目标规划出适应旅游需求的一个完整的旅游服务系统，以满足旅游者对旅游品质提升的需要。我国的旅游目的地不仅要规划度假区、旅游小镇、自驾营地、度假项目、旅游风景道，还要规划车辆租赁系统、标识系统、旅游代理系统、旅游公共服务系统，要研究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旅行方式、度假方式等。所有这些不仅涉及旅游硬件建设，还有服务与政策等软件建设问题。

（8）加强旅游的国际与国内推广力度，提升我国旅游的全球吸引力和影响力。一个国家规模化的出境旅游，只能表现为国际社会对客源国经济的认同，但并不意味着对你的文化的认同。而入境旅游规模化的发展，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对于出境旅游的恢复，我们是乐观的，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经济与消费能力的支撑。但是对于入境旅游的恢复具有不确定性。这次疫情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冲击，是一场危机事件，要按照危机处置机制，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入境旅游的推广力度。为此，建议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国家旅游推广局，全面负责旅游推广工作。国家旅游推广局可以会同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大的OTA平台组织、航空公司、全国各省市文化和旅游厅（局）研究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推广实施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形成一系列的旅游营销活动和旅游推广活动。

（9）深入研究导游管理组织化问题，提升导游队伍社会地位。中国旅游品质的提升，与导游队伍素质提高和导游队伍的建设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旅游在基本旅游供给不足的环境下，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国际旅游形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近些年来，我国旅游品质下降，旅游市场多种乱象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与我们不重视导游队伍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前导游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导游管理公司化、企业化问题。由于缺失公司化和企业化这种组织形态，导游没有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就难以保证导游向游客提供优质的导游服务。建议各个旅游目的地通过签约的方式建立公司化的导游组织，由导游公司向相应的地接社和组团社提供相应的导游服务。导游公司收取团费，用于公司经营和承担导游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障费用；导游人员收取点费，获得导游超额服务收益。通过公司化的运作，从而保障导游人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10）根据我国不同地理空间形态，推动特种旅游和技术性旅游的发展。我国旅游要发挥应有的消费潜力，提升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综合贡献率，加大对相关产业带动力，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要大力发展特种旅游和技术性旅游。而技术性旅游和特种旅游形态的发展，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是关键性因素。低空飞行、房车、游艇、露营等旅游形态的发展，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性障碍。这些特种旅游和技术性旅游形态发育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旅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为此，我们要深入研究特种旅游与技术性旅游的空间适应性问题。对于一些地理尺度较大、人口不多的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可以按移动旅游目的地开发方式，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推动房车、飞行器、露营等特种旅游和技术性旅游的发展。

（11）要调整旅游供给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以“+旅游”而不是“旅游+”的方式推进旅游供给体系的建设。这次疫情的发生，对旅游企业的冲击是严重的，特别是对那些单一旅游市场为主的企业更是如此。旅游产业的脆弱性决定了企业的投资与经营必须是多市场、多领域的组合，不能将其经营的业务限制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市场之内。在旅游领域，除了少数旅游企业，如景区、酒店之外，多数旅游企业在其业务发展中不应该仅仅限于旅游，还应该寻求新的消费市场，来增强企业市场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我国的旅游供给体系的建设，不以单一旅游功能的“旅游+”，而是以多功能的“+旅游”方式进行推进。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商业+旅游、医疗+旅游、体育+旅游、健康+旅游、教育+旅游，这样旅游供给建设推进方式，不仅可以实现相关产业与旅游消费的有机融合，也可增强旅游企业抗风险能力。

【注释】

[1]2020年3月17日发表于人民文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