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于敏感性产业特征的旅游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先前，我们在思考我国旅游未来发展时，很少将突发的社会因素考虑进去，如这次疫情对我国旅游走势的影响。从预测学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控的问题，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迄今为止，旅游学界以及国内媒体在讨论疫情对旅游经济增长冲击的影响时，多数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不必担心肺炎疫情对中国旅游的负面影响。例如，2003年的“非典”并未拖累该年度的旅游增长，全年旅游增长率仅仅比2002年下降了13%，而在2004年全国旅游增长速度高达24%。

利用17年前的疫情发生后的2003年和2004年的旅游经济运行结果，来预测本次疫情对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运用比较研究法分析，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比较研究法是经济学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然而，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其影响结果时，必须考虑两个不同时期的旅游经济体量、旅游发展周期、旅游经济结构以及疫情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只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对本次疫情的负面影响作出准确的、理性的判断。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两次疫情发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不同的，对旅游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旅游经济体量是不同的。2002年我国GDP为1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为5500亿元人民币；2019年我国的GDP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近6.5万亿元人民币。无论是社会经济总量还是旅游经济总量，都是两个不同量级的差别。2019年一个月的旅游收入相当于2002年全年的旅游收入。这种规模性的旅游体量，在疫情结束时，无论是报复性的反弹，还是高强度的恢复，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在疫情结束时，旅游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但这种反弹的数量以及形成的旅游需求与2019年的旅游规模与体量比较，是有着极大的差度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旅游经济所处的发展周期是不同的。旅游发展受制于国际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旅游经济发展周期，这一点，大量的统计研究以及各国旅游发展的实践已得到证明，从旅游需求的理论研究也得到充分证明。2003年，我国的旅游发展处在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之中，中国入世，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国际商品贸易活动的加速，商业活动的国际交往的人员的流动，对冲了由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3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3297万人次，外国人889万人次；2004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4176万人次，外国人1365万人次，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26.66%和53.66%；2005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4680万人次，外国人过夜旅游1641万人次，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12.1%和20.2%。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国际贸易放缓，制约了我国入境旅游的增长。2017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6074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2248万人次，分别增长了2.5%和3.8%；2018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6290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2364万人次，增长速度均低于3%；2019年统计还没有出，但根据上半年统计分析，两项指标的增速维持在2018年的水平，不会有大的增长。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年同2003年相比，旅游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的不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过夜旅游人次和外国人入境过夜人次的增速上：2003年时期两项指标的增速处在一个高增长发展阶段，平均增速在15%左右；2015年之后，这两项指标处在一个低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速在3%以下。旅游发展周期的不同，决定了疫情对旅游冲击程度的不同。(www.daowen.com)

再次，旅游形态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的旅游主体是观光旅游，旅游产业链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旅行社为核心的观光旅游。这种单一的旅游形态以及旅游产业链，有两个明显的经济特性：一是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旅游经济所涉及的行业相对较少，无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和酒店，旅游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大，恢复起来也比较容易；二是由于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市场主体十分明确，政府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快速解决旅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痛点和难点，政府施救相对容易。不同于2003年，我国的旅游经过17年的发展，旅游形态日益丰富。旅游已经不是单一的观光旅游形态了，除了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度假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技术性旅游、养老旅游、体育旅游与观光旅游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旅游类型体系。我们都知道，旅游需求决定旅游供给，旅游类型决定旅游产业链。当旅游类型扩展时，旅游供给和旅游投资也会随之扩大，旅游产业链和旅游企业组织类型也会随之增多。在多种旅游类型发展阶段下，旅游企业组织形态会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景区、度假区、民宿、旅游综合体、酒店、旅行社、OTA平台、客运、演艺、旅游基地、代理商、旅游投资公司、旅游设计公司等，旅游对整个社会经济行业的渗透和关联能力在不断强化，影响在日益放大。位于不同产业链的旅游企业，对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劳动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资本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破，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难度。

最后，旅游消费的大环境不同。疫情过后，旅游反弹的力度与恢复的程度取决于消费环境。今年旅游消费环境不同于2003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负债率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家庭负债率只有5%，较低的家庭负债率，意味着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为旅游消费扩大提供了支出保证。然而，2019年我国家庭负债率达到了55%，而且负债结构又不同于美国：美国主要是消费负债，而我国主要是刚性负债，房子贷款、车子贷款占有较大比重。疫情过后，在多数家庭收入减少的同时，这些刚性负债必须按期还款，只能通过压缩具有弹性的旅游消费支出来实现，这就限制了旅游反弹的经济空间。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养育成本大大提升，这些刚性成本也制约了旅游消费水平，我们从近几年国内旅游平均消费下降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三是拥有的可支配旅游时间是不同的。2003年的疫情影响的时间与范围比较小，而这次疫情影响的范围涉及全国，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春节假期不断延长，学校开学日期不断推后，大大地占用了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后，单位和学校为了补上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损失，将会大大缩短假日时间和暑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时间就会大大降低，从而减弱旅游经济反弹的力度和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