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期，地理学家们越来越关注作为人类家乡的地球表面的规律性，地理开始走向人文化。李四光以其非凡的学识，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为研究地壳运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且说当20世纪的大门缓缓开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地理学，都开始职业化和应用化。

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头20年，美国大批东部和中部的大学的地理系从地质系中分离出来。为了组织更有吸引力更能促进地理学发展的专业活动，美国的第一个职业地理学会－－美国地理学家学会于1904年正式创立，其发起人和首任会长，便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戴维斯。

戴维斯在其长期野外工作和教学生涯中，依据1859年达尔文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所提出来的生物进化观来观察地球表面，并把缜密的考察同逻辑推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戴维斯堪称现代地貌学的理论大师和现代地理学的开山鼻祖。

1899年，戴氏发表了泽被后世的“地理循环”理论。

他把地表的形态，看成是既连续，又具有阶段性的变化现象，而其变化的主要原因则是地球内部和外部营力。

他将每一个侵蚀循环都划分成四个阶段：幼年期、壮年期、老年期和准平原。一旦其中的某一个循环结束了，另外一个类似的过程就会立即开始，这就是戴维斯所说的“返老还童”。

戴维斯把地表自然过程比作生物机体的演化交蕃，不光形象生动，而且也是大体接近矛盾统一、质量互变与否定再否定的原则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以瓦·彭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借故地貌发育的多形态性和多因素性，极力否认存在着地表自然界变化的一般过程模式，只能从反面证明戴维斯在使地理学走向科学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卓越的。

戴维斯还十分注重野外考察工作。在世纪之初，地质学家庞培列率领一支队伍考察中亚地区，戴即是其中成员之一，对中国的塔里木盆地以及天山的地质、地文、气候和历史居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戴维斯还提出了“解释性描述”的地理研究方法，使整个西方现代地理学开始意识到研究地表现象内在规律性的重要性。不少地理学家在这种方法的影响下，开始探讨作为人类家乡的地球表面的各方面规律性。

森普尔是美国第一位著名的女地理学家，她的代表作《地理环境的影响》出版于本世纪初。这本书把人当作地球表面的人物，把地球看作是人类生活的控制因素，并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

森普尔认为，人类高声叫嚷要战胜自然界，然而，自然界却默默地施加固执的影响于人类，其所谓“不知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人类发展方程式中的地理因子就完全被漠视了。

森普尔完全摈弃了国家有机体的唯心概念，并对以前历史学者运用环境通过精神影响社会的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森普尔认为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影响。

森普尔举出了人类起源于热带，成长于温带。

亨丁顿和鲍曼同样是野外考察工作的行家里手，并由此而分别成为卓越的气候学家和地貌学家。

亨丁顿对中亚历史时朗气候湿凉和干热循环周期的影响，使他坚信13世纪蒙古人的对外扩张同草场劣化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从而使亨丁顿成为一个矢志不渝的气候论决定者。

鲍曼在南美大陆作了大量的地貌调查工作，他所绘制的地貌图，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为不少的地理学家所推崇。

鲍曼在安第斯山中部的研究中，发现不光气候和地形，而且人类生活也随水平和垂直带而分异。他把这种自然界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称之为“地理控制”。

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社会的要求和地球思潮推进，美国地理学的重心，非常明显地由自然走向人文，由整体地球表面走向区域差异，地理学开始人文化，景观和区域观点，也得到了振兴。

地理学人文化在美国的倡导者是巴罗斯，他提出了地球学的人文化和地理学领域重点由自然一端转向人文一端，一直到这门学科单纯地研究人与其环境的关系为止。

根据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巴罗斯认为地理学所涉猎的现象过分广泛分散，以致于无法进行深入地探讨。

因此，巴罗斯建议应当把地理学重新定义为“人文生态学”，巴罗斯在参与几项河川流域区域综合调查研究中，也是按照自己的见解进行工作的，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索尔是被公认的美国地理学的第二代大师，他的思想有1/4世纪的时间统治了美国地理学界。

索尔反对露骨的环境决定论，并参照景观思想，用地域特证代替环境关系为基础，建立了地理学的新领域。

1925年，索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景观形态学》，扬弃了其区域地理样板。他把景观看作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地域单位，用以代替区域或地区。

按照索尔的见解，每一景观的结构系由称为形体的特定组合要素所组成，不同的结构内涵有或多或少的雷同形体。而结构单元可以被排成发展序列。

按照索尔的观点，景观的规定应包括两部分，一为自然地区的面貌，一为被人的活动加于自然景观的形体，即文化景观，而人则是景观风采的最迟的营力。

地理学的人文化和区域主义，使得20世纪前期的地理研究广泛地采用发生学解释的工作方法。

20年代到30年代，美国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兴旺发达。

索尔和他的弟子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做了许多特定地区，比如海岸带、盆地、河谷、三角洲等景观的历史变迁的研究。

在区域地理方面，惠特尔西在宣扬索尔思想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把区域地理中的变化过程，总括为相继的充填，从而从历史分析方面加强了区域地理的方法论。

索尔之后的美国区域地理，摆脱了过去的区域地理样版，在自然和文化景观结合基础上侧重历史的、发生学的分析，从而在本世纪第二个1/4世纪里稳居世界首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地理学一方面开始了人文化过程，另一方面其各自然分科加速了独立性和被相邻地学学科吸引的趋势。地貌学、气候学和生物地理学都逐渐相应归入地质学、气象学和生物学。

多元化加速了美国地理学人文分支的成长。农业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等各种分支都应运而生，这一切，都是迈向地理学空间组织模式的第一步。

其他的地理学人文分支，除较早发展起来的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外，工业、交通运输和资源方面的分支直至二次大战后才开始独立起来。

地理学多元发展的同时，美国地理学的应用方面有所发展。

当索尔在密执安大学工作时，他深切地感到该州北部面临着荒废土地的利用问题，需要用土地质量和土地利用的野外工作来进行土地调查。他们对该州的土地进行重新分类，在农业地区还用小区区划的方法制定了单元区和土地类型。

几乎与此同时，地理学家还参与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工作，用地理单元区方法揭示土地与风景资源并选择合理水库地址。

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科尔比任职于国家资源规划厅，负责土地分类工作。战争中，倡导与组织了衰退地区的土地质量与土地利用研究。1943年，300个以上的地理学家在联邦政府工作，从事情报分析、地图编制、战略咨询和区域经济方面的工作。

战后初期，美国的地理学主要是协助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解决主要国民经济问题，如农业土地利用、城市化、交通运输和工业布局。然后，转向用数学模式、计算机程序和遥感方法来解决有关问题。

美国传统地理大师哈特向在30年代末，写出了他的理论作品《地理学的性质》，首先明确提出了地理学的对象是研究地域分异。在50年代末，又完成了另外一部著作《地理学性质的透视》，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哈特向认为，地理学的目标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差异特性，并将其进行明确的、规则的和合理的描述与解释。

哈特向认为，地球表面是地球的外壳，由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人类圈掺拌组成，这就是地理学家的世界。地球表面是一个多种现象在多种方式下相互关联所产生的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综合体。

尽管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是地理学中最主要的关联，但人与自然截然区分本来与地理学是无关的。而环境论的人文分家，自然论的强调人文化，都对地理学的二元化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从而削弱了地域不同性质现象的综合研究。

哈特向说，地理学中的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不应视为将地理学划分为两半，也不是两种显著不同研究方法的对比。

为了使复杂的地理现象的地理研究成为可以控制的方式，可以而必要在一定场合和程度上交互使用两种不同分析方法，即统一体的分片分析和地区的分段分析。两种探讨都应用地域方法。

哈特向认为，地理学与大部分自然科学和一部分社会科学不同，难以建立科学法则。因为许多科学可以从无限量的同一现象中得出规律，而地理学只能研究大量的相似的地区，这就是所谓类型。

哈特向明确提出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理分异规律，在30年代，这是对传统地理学的一大贡献。

在《美国地理学》一书中，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给地理学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一般说来，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各地方的特征，以及各地方相似与差异性的意义。”

面对当时地理学多元化的事实，该书主张地理学领域内多分支的存在，各研究地球表面物理的、生物的和文化的一个方面，但各分支均具有相同的研究方法，如：地域分异、区划论、地图和野外工作等。

《美国地理学》一书，总结了美国半世纪来区域研究的成就，并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见解。该书深刻揭示了区域概念和区域方法，把区域看作是由协调的地域关系产生某内聚形式的区域。

根据内在的聚合和结构，该书把区域划分成三类：单相区，如坡度；多相区，具有密切关联相的或多或少的组合，如气候、土壤、农业、资源、自然和经济；总和区，具有地理学研究中的内部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相的组合。

最重要的一点是，该书提出了另外的一种区域分类法，即任何区域均可归入均一区或枢纽区，非此即彼。

而前者属于离散分布，在地区内部，具有特定指标的，或是地理现象组合的均一性；后者在内部结构或组织方面是和谐的，其特点是包括一个焦点体系，而其周围地域通过交通联系，被系结于焦点上。

这种见解至今对理解与划分城市与交通运输区，以及综合经济区，仍有指导意义。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对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现象，这就是规划工作的结论精确比，相应的分析地理现象模式，采用全新的手段与方法，如计算机、遥感的应用等。

这些新课题，只有在60年代初计量运动开始的地理学阶段，由旧的传统地理学和新的计量地理学，才能共同完成。

20世纪，地理知识也向着极北和极南前进，最后达到了两极。

无法否认的是，在北极和南极的大发现中，体育的荣誉感超过了科学的兴趣。但是，科学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虽然在个别地方空间知识仍旧有许多空白。南北极海陆分布的大轮廓确定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北亚和北美，在北美的北极群岛和格陵兰等地以北，只有零星的岛屿，主要部分是海洋。当然不像长期为世人所相信的那样是汪洋大海，而是一年到头大部分覆盖着冰的海洋。

但是我们也知道，南极恰恰相反，不是有一些零星的岛屿，而是一个只有一条狭窄海峡分开的大陆。

西伯利亚已经进入仔细考察的阶段。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使许多旅行家能够从容不迫地穿过这个地区，并可以获得对它的进一步认识。

从事考古学的旅行家都非常乐意去探访小亚细亚。到伊朗去旅行还是相当困难的，缺乏精密的测绘。但是，探险家们大体上已经搞清楚了这个地区的特征。

日本接受西方文明意味着知识的一个决定性进步。由埃·瑙曼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测绘，而其他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学者在各个科学部门打下了基础以后，该国的考察工作便逐渐转移到日本人自己手里了。

对中国的考察进展要缓慢得多。由于修建了铁路，现在几条主要的路线变得很容易通行了，欧洲的考察家这时进入了国内各部分，中国人自己却很少参加本国的科学考察。

在澳洲大陆，定居活动由东海岸越山脉而向西一直伸展到可以定居地区的边缘，也有由西南角进入内地定居的，其主要目的是探寻金矿。

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期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测度工作促进了关于地球球形的知识，现在测试工作就越来越统一化了。

与此同时，系统重力测量工作也进行了。通过这些工作，我们知道地球并不是规则的椭圆球体，而是一个不规则的形体－－扁球体。但是它和椭圆球体的差别并不如最初人们所相信的那么大，而是保持在较小的限度以内。

由于全球到处有电报通达，天文确定地点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有了电报，报时就成为可能的了。从而使经度数据达到了高得多的精确度。

这时候，一些较发达国家的地图测绘，是和测度工作联系起来的，并且是系统的全国测量。

在测绘地图时，人们已开始采用越来越大的比例尺，在德国是用1∶250000，还有人开始利用土地注册的测量，绘制1∶10000，甚至1∶5000的比例尺的地图。

在不少山脉地带，人们还在进行着用照相方法进行的测量。某些殖民国家也开始了系统的全国性测量，虽然是用较小的比例尺。

当然，人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地图只是汇集路线图加上个别的地点测量制成的，因此还含有比较大的误差。而有难以通行的林区，利用飞机测量，则有很大的优越性。

地图投影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够以练达的手法把大比例尺地图缩成小比例尺地图以及一览图，用路线图构成地图的方法。

大比例尺地图和一览图上表示地形的画法，也提高到某种圆满的程度了。复制的技术，如铜雕版和便宜得多的石印，以及可视为中间阶段的铜版印刷，这些方面的进步都十分重要。

由于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尤其是关于临界点的学说和镭、氦的发现，对于地球内部的看法，又有了新的进步。这些进步，直接影响到地壳构造的理论。

严格的物理学方法，也开始应用到火山、地震、冰川、河流和湖泊的研究，因而它也有一部分列入地球物理学的研究范围，但对它进行研究时，仍然主要用地质学和地理学的观察方法。

地质学还依靠显微岩石学和古生物学，获得了新发展。地层学的年龄测定大为改进了。对岩石特性中表现出来的形成方法，在最近才给予较大的注意，从而比较清楚地理解了地球历史和古地理学。所谓古地理学，即关于过去地球时代中地表地理情况的学说。

构造学，即关于固体地壳内部构造的学问，直接伸延到地理学中。

开始有地理学家把山脉的形成理解为普遍的过程，一切岩石在这种过程面前都处于被动状态，而且这些地理学家们把这种过程归结到由于地球冷却引起地表的凝缩作用。

同时，研究固体地表的地貌学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河谷大部分是山脉隆起时产生的张开的断裂。因土地裸露随处可见岩石呈层状，因而便于观察的美国科迪勒拉山的研究，给地貌学带来特别丰富的成果。人们陆续发表了断层谷的解释，并提出了侵蚀的理论。还有人对干燥地域特殊的地面形态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对于冰川地形的研究也向前大大推进了。

如果说人们最初只想到地表形态与岩石性质有关，则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还有赖于气候，因而越来越把它推进地理学的范畴。

研究工作越深入，就越了解地表的侵蚀和变化的程度之大，也越看清它不仅限于河谷，而是遍及陆地的整个地表。

土壤学，即关于各地区地面物理性质的科学，也开始被纳入地理学观察的范畴。人们把土壤和岩石联系起来，也认识到土壤受气候的制约作用。

水文学分化为各种分支学科。高山积雪和冰川，一部分由地质学、一部分由物理学用它们的方法进行研究。

关于地下水和泉水的研究工作，不少都被转移到全国地质测量工作里了。流水的运动规律特别为水利工程家所研究。

海洋学有长足的进步。最大的进步是关于海深研究，电缆的铺设也促进了海深的考察。关于海底形状，可靠的、概括的、正确的理解了主要轮廓的知识代替了含糊的和想象的观念。温度测量和其他的物理观察也和测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关于海面的知识也得到重大的推动。过去只是由航速测量所得的位置和天文学定位测量之间的偏离来测定海流，现在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海水的温度、盐分、密度等的观察。

地球上移民活动和欧洲化的不断发展，给气候学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新的测候站设立起来了，设立时间久的测候站得到了比较长期的全年观察，因而得到的平均值就更稳妥了。

本世纪的初期，由于有了简要天气图，气象学的面貌已完全改观，气象图成为理解天气和预报天气的基础。

因而气象学便由大地的平均状态转向面对每一瞬间的实际状态，也就是说，由气候转到天气。

从此，气象学和气候学便各奔前程了，只有后者还留在地理学里，前者则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它可以说是建立在物理学之上，可是由于大气过程的复杂性，又越来越和物理学分离开。

20世纪前半期，开始重视动力学的观察方法，人们完全可以把今日的气象学称为天气的自然史。

关于内容的理解也起了变化。不再从风中，而是在气压的分布中，寻找这些过程的关键，因为风、雨量以及温度都是受制于气压的。

后来，开始信奉起极地锋面说，但是，迄今为止，气候学却还很少利用这种见解上的变化，大体看来，它还是一种偏重统计的科学，使用平均值从事研究，而且过于单纯依靠测候站的观察。

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两个方向上超过了前一时期。

一种进步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被逐渐渗入进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

特别是岛屿和山地的动物和植物，都置于遗传学和族谱学的观点之下。在互相隔离的分布区域中不只出现同一种类，还出现有亲缘关系的种类，这些都由过去的联系来说明，因为有亲缘关系的种类是同一种源由于空间的分离而发展起来的。

不光是用过去的陆桥可以解释这种联系，其他气候条件也可以提供解释。比如互相分离的山地和凉爽高地上相似种类的出现，说明在冰期位于其间的低地具有相同的气候。

这样一来，便为这个假说开拓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十分大胆地应用起这个假说，他们往往因在一个岛上出现某一种植物或动物的种属而认为原先曾存在整个大陆，现在则沉没了。

另一个进步是更深刻的生态学的见解。生态学这个名词最初是属于植物地理学的。洪堡在他的植物形貌学中，除了植物系统的亲缘群，还注意到植被形态和植被群系。

植物生理学的进步使一些植物学家有可能首先在热带和北极，以后也在其他气候不甚特殊的地方，从植物学的观点理解植物的生长器官对于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

动物地理学则没有采用这种生态学的考察方法，而且在海洋的动物界中，开始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划分区域。

人类地理学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了。有的学者用狭义的因果的见解代替了旧的目的论的见解，从而为深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www.daowen.com)

自然地理学的巨大进步也有利于从地理方面理解人类，因为要清楚地理解一个现象从属于另一个现象的关系，只有准确地认识这些现象。

比如，由于人们区分不同类型海岸所产生的影响，于是海岸构造影响交通和移民原属模糊的看法就得到了强调。

地志学的研究一般也引申到人类的地理情况。1882年，拉采尔出版了他的《人类地理学》第一卷，按研究自然影响人类这一形式看，它提出了一个人类地理学的绪论，还不是人类地理学本身。

1891年，拉采尔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卷，深刻地研究了人类的分类、人口状况和移民。他在把人类地理学的考察运用到民族学的时候过分地强调交通对人类分布的影响。

在20世纪前期，在奠定了自然地理学的基础后，人类地理学研究的潮流越来越宽广，人类地理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对于重大的历史联系的重视，要少于、或者过分少于对于聚居、人口、移民、交通、经济生活等事实的重视。

在20世纪前期，地质学的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研究地球物理学而取得的。

以物理学的方法研究的结果表明，地球不是一个类球体，而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地理学家把它命名为“大地水准面”。同时，运用物理学的方法也获得了一些关于海陆表面下的知识。

在地面各处精确测量重力的结果，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有人认为，这些异常的情况很可能说明山岳不只为其下面的岩石所支持，而且部分地为地壳的力量所支持。地壳有时受到很大应力。

明内兹等人在东印度附近乘潜水艇观测，发现地壳上有一窄带，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向下发生显著的弯曲。

布拉德指出，非洲大裂谷一带底部有重力反常现象，说明地壳的较轻物质，因受山谷两侧的向内推力，而被挤下去。

地震观测，包括近震与远震两种地震的观测，在本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近震波主要在地球表面或地壳内传播，而远震波才经过地球的深层，有些甚至通过地心附近。

科学家们认为，地震的研究，说明地壳是相当薄的一层，大约只有25英里，地壳里不同的物质分布在不同的地层之中。

除了过去人们熟悉的凝结波与畸变波之外，现在又发现了别的低速波，通过这些波的观测说明，不同地区上有反射与折射现象，表明地壳内物质分布的不连续情况。

同时，经过地球内部的远震表明，地核的半径大于地球的半径之半。需要固体介质传播的畸变波并不重新出现于地核之外；因此，地核可能是液体的，可能是铁或铁镍的溶液。

众所周知，地面下几英尺的强烈火药爆炸，可以激起类似天然地震的波动。用地震仪在若干选定地点对各种波到达时刻加以记录，可以测量其传达的速度。

而有些波向下通过未凝固的结构在比较凝固的层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由其反射所需的时间，可以求得这些层的深度。

类似的方法可用以探寻油层，并用于海底地质学，以绘制海底的地貌图。

美国地质调查学会就曾发明一种方法，从一个固定浮标上测量船只的距离：一个小炸弹由船上掷出，并记录其时刻，声音在海面传播，浮标上的一个扬声器与一具无线电发射机开始工作，扬声器和发报机所发出的信号也在船只上加以记录，由这两种记录之间的时间差便可推算距离。

大部分美国沿海地貌就是这样绘成的，因为大陆架其外面的斜坡之间常有鲜明的界限。

靠了观测波在岩层分界面处的反射，也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在软的岩层中间波行较慢，在硬的岩层中间波行较快。

在20世纪前期，现代人文地理学在全球主要有五个中心流派，这就是德、美、法、英、苏五国。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出现了一股思想上的逆流，这个思想指的是地理思想。这就是把地理观点应用到政治上，并美其名曰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不同于政治地理学，它是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一个国家的政策的一种艺术。在当时的法西斯德国，这个政策就是希特勒的扩大领土的侵略政策。

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地理学者除帮助恢复经济外，又在传统的景观概念中前进。但他们却采用了新的更为精确的计量分析方法。

近年以来，有一个新的倾向是重视研究文化的社会地理学的发展，以一种近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来取代早先的自然决定论，其目的就在于解释文化景观，并明确主张景观变化的主力是人类集群。

在美国，1911年，森普尔女士出版了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从而点燃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这一论述。

森普尔写道：“人是地球表面的产物，这不仅意味着人是地球的孩子，十分渺小，并且也意味着，地球哺育了人，养活了人，给予人工作，引导人的思想，让人经受苦难，以便强壮其身体，敏锐其智慧，让人去面对航海、灌溉等问题，同时又暗示人以解决的方法……”

1915年，亨丁顿的《气候与文学》问世。他提出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有所发展的说法，并认为热带气候单调，因而居民生活陷于相当贫困的立论，从而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

1923年，巴罗斯提出了人类对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适应观点，把人文地理学称为人类生态学。

巴罗斯认为，在地貌、气候和生物地理独立分离以后，余下的地理内容应有一个统一的旨趣，使之结成整体，那就是联系自然条件的人类生态研究了。

巴罗斯说：“在人们努力谋生中所发生的人和地球的关系则是通过这些关系建立起来的。”因此，“……真正的地理学必须从头到尾是一种按人地关系正常秩序的解释性论述。”

美国的另一位著名人文地理学大师是索尔。索尔学派的文化景观论引导他们去用发生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历史，从而促进了美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他们认为，同一自然条件对于不同文化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坡度对于锄头和拖拉机的作用不同，水力在蒸汽机发明前后的意义大不相同等。某种文化在高地上发展，另一种则在河谷内发展。

这一学派还主张，人类的连续居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而，应该重视文化历史的作用。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系统的地理知识对全球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许多地理学者由国家应召从事于战略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

战后，美国地理学者虽从战争经历中得出了应该重视区域地理的结论。但是，陈旧的资料堆砌的描述性区域地理已令人厌倦，在理论上，无论是人类生态学或是文化景观也都引不起青年一代人的探索热情。

50年代末期，在计量革命的冲击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变革。60年代中，各种空间结构，如位置、距离、扩散、结节等的研究和区域科学理论都有了新的发展，运用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来分析各种空间系统和人地系统的计量地理学论著日益丰富。地理更加注重其实际应用。

法国人文地理学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为人类的居住地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

法国地理学派中的生活方式概念，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即社会）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他们认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意义，而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社会）将选择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

让·白吕纳则进一步提出了一项人地学事实分类法：a、地面上建设事业的非生产者－－房屋与道路包括农村聚落、都市区和交通类型；b、动植物的利用事业－－耕种与畜牧，同经济上的破坏事业－－植物和动物的滥伐、滥杀和矿物的采掘。

麦金德是英国现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他主张历史和地理不能分家，他把地理学说成是探索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他致力于创立一个著名的政治地理观点，即“大陆腹地说”这一全球战略概念。

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实际是为世界历史过程的舞台提供了一个模型。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而把世界岛的最偏远部分称为“腹地”，把世界岛上接近海洋的地区以及美洲、澳洲都称为边缘地带。他以三句名言概括了他的全球战略思想。

谁统治东欧，谁就统治大陆腹地；

谁统治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

照此推理，如果德国和俄国能结成联盟，或者德国能征服俄国，那么，征服世界的舞台就可以奠定。这种理论后来演变成为德国法西斯扩张主义服务的地缘政治学。

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地理学除继续探险及贸易的传统外，转向应用方向发展，重视区域研究、野外调查与地图判读。

从1931年开始，英国政府利用陆军测量局的六英寸比一英里的大比例尺地图，进行了全国土地质量与土地利用的调查填图工作，以教区为单位在学校地理老师的指导下，动员了大批中小学生进行了野外调查工作。既完成了国家的任务，又教育了青年学生。

1947年，L·斯坦普完成了英国土地利用调查图，他把六英寸比一英里的填制地图缩成一英寸比一英里，然后印制发行。

从1931年开始到1935年，这一项调查基本完成，只花了五年时间。

二次大战一开始，这些地图的重要性即被发现。农业部为了尽可能在战时做到自给自足，就根据图上所示的可能性迅速增加了小麦种植的面积。在战后，这些地图又被用作进行土地规划，重建和规划新工业城市、旅游地区及交通线的良好参考资料。

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非常重视地理科学在建设苏维埃中的作用。他认为地理学是设计新型经济所需依据的必要知识，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可用以划分合理的区域，从中建设起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1921年，列宁命令所有的中小学内都要教地理课。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再有人主张把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裂开来，理由是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不同，二者决不能合成一门学科。

其实，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无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村村落，一棵树甚至一棵稻秧，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也就是说，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不能分开，也无法分开。

1913年，英国地理学者赫伯森写道：“我们不可能将一个居住区及其居民分别考虑而不从整体中减去一个主要部分。……将整体分割为人及其自然环境是一个凶杀的行动，……这样分割以后，活的整体不再存在，而只是某种死的和不完整的残部了。”

1922年，维达尔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总结说：“人文地理学因此不是一个排除人类的地理学的对立物。实际上，除了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之中以外，这种观点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地球上几乎没有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界已成为社会化的自然界，人化了的自然界。这是人类的胜利。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人类和环境所处的关系却往往不协调。人们没有节制地开垦土地，滥伐森林，过度地放牧草原，造成了严重水土流失，引起了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此外，如不合理的灌溉引起土壤碱化，工业都市出现的严重的三废污染等，也都是人类无视环境所遭到的报复。

如何协调人地的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美丽安宁的世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192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派克等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态学”。在这里，“生态”的意思是“人和住所”。而生物学家则用它来表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学家则还其本意，把它理解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1935年，派克等三人合编《城市》一书，他们认为，城市的空间环境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由于空间布局不合理，有可能导致城市问题的产生，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应从改善城市环境入手，即社会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来解决。换句话说，城市布局合理，空间利用适当，居民生活方便，社会问题就减少。

1922年，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认为，地理学就是人类生态学，他把地理学分为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三大分支。

社会地理学又分为人口地理学与聚落地理学两个分支。聚落地理学又分为村落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两部分。前者主要研究农、林、牧、渔，它们都离不开土地；后者主要研究工、矿、运、商，它们都取决于位置和交通。

1935年，英国学者斯坦利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与环境（土地、空气、水等）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学不光只是停留在研究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方面，还应该研究生物与环境构成的整体，即生态系统。

庐山，以其挺拔秀丽的丰姿，屹立在长江南岸的鄱阳湖畔。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风景胜地。

1935年初春，又是一个迷人的春天，但见蜂惹花枝，蝶唱柳丝，无数前来观光的人，在这里流连忘返。

这时，一位40多岁的中国人，领着一群老外也来到了这里，奇怪的是，这位中年人没有带领他们去领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风光，而是领着他们来到了月轮山东西两侧的平底谷地。

这一行人仔细观看着堆积在谷地中的粘土和砾石，而且一边走一边在讲着些什么，还有人不时停下来拿起一块砾石，大家激动地争辩着……这位领头的中年人，便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开创者李四光先生。那么，他领着这一行人，来到这荒凉的山谷里做些什么呢？

原来，本世纪20年代初期，李四光先生根据自己在中国华北的多次地质考察，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于是在1922年发表了“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当时，国内外的地质界权威们对此却不以为然。

李四光先生却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觉得必须拿出更多的证据，来验证这一点。

李四光先生带领他的学生，走遍了太行山、天目山、庐山等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冰川遗迹。

1933年11月11日，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年会上，宣读了“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论文，郑重其事地宣称，长江流域在第四纪确有冰川遗迹存在。

李四光先生的这一发现，立刻在地质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的人抬出了德国冰川权威李希霍芬的断言，认为中国南方太暖，北方太干，中国在第四纪不可能有冰川发生。

1934年春，地质学界中的国民党御用学者邀请了美国、法国、瑞典的冰川权威来到了庐山找李四光先生辩论，妄图一举推翻他的科学发现。

李四光先生毫不畏惧，他领着这些人沿着庐山地区的几条谷地仔细查看，沿途到处可见由于冰川活动而形成的漂砾、条痕石、U形谷、冰斗、冰坎等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他一边讲述自己的见解，一边不停地与他们辩论。

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帮所谓的冰川学者们无言以对，只好承认了李四光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长达10年之久的中国冰川之争，终于以李四光的胜利而告结束。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下一个贫寒的家庭里，从四岁时起，就跟着母亲打柴、推磨、扫地、提水，从小养成了勤劳的习惯。

李四光读书很勤奋，无论是在家乡上私熟，在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上小学，还是后来留学日本、英国，成绩都名列前茅。

李四光先生从英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地质学教授，一面教书育人，一面进行科学研究，并敢于向地质学界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就是李四光十几年在严谨的治学方法指导下，艰辛探索的结果。所以面对那些对中国的地质构成没有作过认真的调查，就武断地说中国根本没有第四纪冰川的外国权威，李四光终于以胜利者姿态，战胜了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了光。

李四光先生在地质学方面，除了对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研究外，还在古生物学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1920年秋，李四光带领学生到河北省的六河沟煤矿实习，随后，他又带领学生在山西、山东等地区进行煤田地质调查。

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取证，李四光感到含煤地层的划分是个重要的问题，地层划分不清楚，就不可能推知矿产生成的规律。

而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的演变历史。为此，他采集了不少标本，主要是石炭二迭纪地层中所含的微体古生物科化石标本，加以研究。

是一种浅海的单细胞动物，其形状如纺锤，在国外被称为“纺锤虫”，栖居海底。最初出现于石炭纪早期，曾广泛分布世界各地，种属繁衍甚多，到二迭纪末期灭绝。

我国石炭二迭纪地层分布很广，是世界上主要产的地区之一。因此，对比研究各种化石的形态、特征，确定它们种属演化的关系是详细划分石炭二迭纪含煤层不可缺少的一种依据。

这种海洋微体古生物，只有米粒或黄豆那么大。这样小的化石，要弄清它的内部结构，实属不易。

所以必须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把它们切成薄片，放到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这是一项繁杂而细致的工作。

冬去春来，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李四光先生终于弄清楚了内部结构，鉴别出了它们不同的种属，判断出了它们进化的阶段。

又根据它们在进化阶段上，有的比较高级些，有的比较低级些的差别，推断出了含有这些不同种属的化石岩层的时代。然后，根据它们现在的分布情况，去考察煤矿分布的规律。

李四光先生通过对这种海洋古生物的研究，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同一地质时代里，华北地区以陆相沉积（历史上没有被海水淹过的陆地）为主，间有海相沉积（历史上地层被海水淹没过的地区）薄层；华南地区则以海相沉积为主，越往南，海相沉积越厚。

这说明，在那个时期，海水的进退，南北差异很大，南方有海浸的现象，北方则有海退的现象。为什么在同一地质时代，海浸、海退竟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此后，他立即开始了对这一现象的探索和研究。

他首先否定了当时地质学界流行的一种传统观点：地球表面的海水运动是全球性的，要升就升，要降就降。

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在同一地质时代里，北方海退，南方海浸的现象。他再查看地质文献，发现国外有类似现象。以北半球来说，南方海浸，北方海退，海水由两极向赤道，而经过若干时候，又出现相反现象。

因此，李四光先生得出结论，海水不但有垂直运动，而且有水平运动，这主要是由于地球的自转速度，在漫长的地质时代中，反复发生时快时慢的变化的结果。

1926年，他写出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的论文，系统阐述了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引起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动地壳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在重力控制下地球自转的离心力。

李四光还认为，这种离心力不光影响海水运动，而且影响地壳运动，造成地壳的褶皱、沉降和断裂……

这种把应用力学引入到地质学中，用力学观点解释和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的规律的科学，就是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为研究地壳运动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它使地质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前半个时期，地理学处在一个非常的大发展的时期。19世纪初期它也有过这样的发展时期，但是，接着便是一个衰落时期，因为前一时期发展得过于片面了。

现在我们不用担心这样的挫折，因为现在的发展更普遍更强大得多，而且也在高等院校里占据了地位，取得了接受丰富的科学培养的可能。

地理学作为科学种下了坚实的种子，革新和生长的新汁液也不断地由科学流向学校或日常生活中。

然而，我们现在离我们必须确立的目标仍然很远，没有理由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不知20世纪中叶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将给地理学带来些什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