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不辞千辛万苦，穿越南美大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创立了众多的地学流派。徐松被充军到新疆之后，仍矢志追求，写成《西域水道记》，建立了独特的水文地理体系。

且说日月易逝，光阴如梭，当18世纪悄悄地作别西天的云彩，退为遥远的过去的时候，19世纪便乘着一阵美丽的春风，欣然来到了人间，它来的时候，没有鲜花相迎，但是，一个新时期即近代地理学时期却伴随着它的到来而开始了。

在过去的世纪，或者上溯到更远的世纪，要想到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去旅行，要冒多大的风险呵，无数人的生命就在旅途当中被疾病、天灾或人祸活活地断送了。

而到了19世纪，由于交通革命，特别是火车、汽车、飞机的相继问世，使本来广大的地球显得越来越小，人们可以迅速地准确无误地到达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尤其是那些地学工作者，他在自己的考察区域内，无论是在陆地上，在水面上，还是在空中，他的活动都变得更加方便了。

同时，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得更加完善的饮食和防范措施变得切实可行。有更进步的医药去战胜防不胜防的疾病，有更加先进的武器去对付凶狠残暴的土人。

几乎在所有的方面，进入19世纪以后，每十年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人类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地理学的进步，都发挥了令人震惊的作用。

同这种新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的还有东方，比如说中国实力的逐渐衰落（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铁的事实），以及欧洲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和整个世界的欧化进展。当然，这一切只有借助于新技术才有可能，而这种进展又促进了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

在整个19世纪，世界交通、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这三大要素成为地理知识在空间上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

1799年，柏林科学院院士洪堡，奉政府之命到阿尔泰地区去旅行，并且在这之后不久创作了他的关于中亚细亚的名著，这可以看作是新时代的开始。

从此以后，地理学在其内部机制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一般地理学的建立以及科学的有系统的地志的建立，都必须归功于他的这次旅行。

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人类学术的进步和人类技术的进步这两者都归结到同一个根源上去，即新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它对于人类学术的进步来说，起了一种深化的作用，而它又使人类技术的进步进一步趋向于实用化。

在19世纪，空间知识的扩展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南极和北极这两极地带的高度关注。

1818年，英国人罗斯和帕里率领一支由勇敢者组成的探险队，第一次向北极进军。他们多么渴望能早一天撩开北极神秘的白色面纱，然而，他们没有能够有多少新的突破，只是重复了戴维斯海峡和巴芬湾等旧发现。

而到了第二年，情形就变得大不一样了，帕里率领的探险队历经艰难困苦，终于穿过兰开斯特海峡进到西经110度，也就是到了去白令海峡路程的一半，到1820年，他们又到了更加遥远同时又更加荒凉的班克斯岛。

1829～1833年罗斯的新旅行，除了发现一些以前没有人报告过的地方以外，还成功地把英国国旗插到了北磁极。

1850～1854年，美国的马克克柳里由白令海峡出发，到达了大陆最北端的梅尔维尔海峡，并在这里流下了激动而又喜悦的泪水。

1861年，美国的黑耶斯怀揣雄心，抵达了巴芬湾的北方，他仿佛看到了古老的夕阳，还在默默地焚烧寂寞和忧郁，他于是又继续前行，一直到达北纬82度附近，他摸了摸还在继续疼痛的双脚，真是百感交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而他的旅行，可以说是这些发现事业的结束。

在南极地区，随着人类的足迹多次进入这块“生命禁区”，对于它的认识也越来越多。

在库克远离澳大利亚大陆到达高纬度的南极边缘地带以后，由于无法克服的困难，他无力再深入到南极的腹地，然而，他关于南极的海豹等略带夸张性的描写，却激励了一艘又一艘渔船远征到那些富饶的南方海洋去。

1819年，擅长冒险的俄国舰长大胡子别林斯高晋成了第一个深入到南极中心地带的人。他先是在亚历山大地发现南极大陆的第一块地方。而当许多人都坚信南极是一个群岛的时候，美国人威尔克斯从他所发现的几块新陆地来推断，认定是很可能存在着南极大陆的。

1841～1842年，由罗斯率领的不列颠极地探险队，继在北极探险中取得累累硕果之后，又远征南极。他们发现了南维多利亚，并顺着它驶入向南面凹进的海岸，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两座高高的火山，便以他们的船名“埃里伯斯号”和“蒂罗尔号”命名这两座火山。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巨大的冰障挡住了他们继续航行的去路。

无论是人类对北极的远征，还是对南极的探险，都显著地扩大了对极地自然界的知识。以后，极地的研究便暂时告一段落。

东部非洲，德国传教士克拉夫和雷布曼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当他们听说内陆有大湖和雪山的消息之后，便赶紧前往，一路旅行的过程中，他们有过多次激动人心的对于东非洲的发现。

1860年，斯佩克和格兰特来到了维多利亚湖，并进一步到达了阿伯特湖（即蒙博托湖），他们非常高兴地发现，尼罗河是由这两个湖流出的，便拍了一封电报自豪地向世界宣称：尼罗河的河源问题解决了。但是，他们弄错了，真正的尼罗河河源并不是他们所认定的地方。

在南部非洲，当英军悍然占领开普地以后，许多布尔人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居地，向内地大迁移，这也使得欧洲殖民的区域和地理知识的范围进一步向北推进。

英国传教士利文斯可以称作是最伟大的非洲旅行家。1849年，他由南方出发，到达了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恩加米湖，1851年，到达了赞比亚河，沿河继续下行，1856年，到达克利马内。这一次旅行是西方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横穿整个非洲。

在澳洲内部，1813年，探险家们越过了新南威尔士州的蓝山，后来，在山的那边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在蓝山以西，到处都是人烟稀少，严重缺水的灌木草原，也有不少地方是茫茫戈壁滩，这使得继续向前推进的工作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在北美洲，移民事业初期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大约从30年代起，当部分探险家们到达了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时候，便更加迅速地向西部推进。

可是，当他们到达了西经90度和100度之间的干燥地带的边缘之后，又被迫停下了脚步。后来，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加利福利亚州发现了大量的黄金，于是，无数的移民像潮水一样，不要命地往这里拥，并从这里进一步向外拓展，以专门寻找那金灿灿的金子。由此，空间的知识在北美洲，便进一步扩展到大陆的广阔地带。

在南美洲，几乎所有的发现工作都从各个方向同时展开了。1540年，奥雷利亚纳已经横穿了南美大陆的最宽阔的地带，同时也有人向北深入内地。

19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完全可以说是大规模的探险考察旅行和典型的旅行记时代。

18世纪末期已经有科学旅行，但是其中不少科学旅行都肩负着天文学和测地学的任务，还有一些科学旅行则偏重于植物学、动物学或者考古学。

而19世纪的前半期，洪堡则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洪堡在中南美洲的万里旅行中独辟蹊径，他除了从事天文学的观察和自然史材料的搜集以外，还采用很出色的文学方式描写了各个地方和当地居民的整个特性。

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且洪堡的尝试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以后几十年的旅行家们，无论是有成就的还是没有成就的，都不再满足于从事简单的天文学的确定地点工作或者纯粹对大自然进行考察，他们去搜集化石、植物、动物和矿物，还对各个地方的自然情况加以系统地理解，并且饱含激情地运用优雅浪漫的文字去描写这些情况。

19世纪，在欧洲，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考察旅行在北极地方进行着；而部分研究所也在企图解决剩下的大陆部分的问题。

著名的旅行，主要有1815年，地质学家布赫到加那利群岛的旅行；1837年，施伦克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旅行；1828～1829年，埃曼在整个横穿西伯利亚过程中的旅行等等。

而绝大部分的带有考古色彩的科学考察旅行，是在小亚细亚完成的。

对巴基斯坦的考察，进行得最为详细。

中国逐渐为世界所了解，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为西方人开放了几个港口以后，这种了解就更加加深了。

西博尔德以荷兰驻日大使馆医生的身份到了日本，并陆陆续续地向世界报道了日本的消息。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日本，对科学的所有部门都进行了重新考察和估价，植物学家胡克尔还考察过喜马拉雅山的植物。

德国的自然研究家胡恩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也进行了全方位的侧重于地理的科学考察，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一流。

19世纪，南美洲成为一块最具有诱惑力的神奇之地。

1799年，大旅行家洪堡访问了加那利群岛以后，便登陆于委内瑞拉海岸。他精心考察了南美的北部山地，又毅然横穿利亚诺斯大平原，并上溯奥里诺科河，又回到了北海岸。

稍事休整以后，他又访问了古巴和墨西哥，并重新以审视的眼光进入南美大陆，考察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北部地区。

科学的气候学和植物地理学的建立，必须归功于洪堡的这次空前范围的大旅行，不光这样，洪堡的旅行还带来了许多辉煌的地区记述，而这些后来都成为自然科学地志的光辉典范。

19世纪，地理学意义上的测地、地图测绘和制图的进步，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一时期，印度、俄国各有一次大规模的测度，而德国则有两次最重要的测度。

其中，在德国指导了东普鲁士测度的贝塞尔，按照他所获得的大量数据，计算了他关于地球扁圆体的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标准的数据，尽管从事这项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出于军事的需要，不少欧洲国家都在军事部门的精心组织下测定了用于军事行动的地形图，后来，这种地图逐渐转为民用，并成为绘制测量过的各地区新的地图的基础。

有许多周游世界各地的旅行家们，也开始用绘制地图这一办法来测定他们的旅行路线，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做法和当时大多数旅行家所乐意去做的动植物的采集活动难以兼顾，因而路线图所占有的地位不是那么太重要。

而在运用三角法测量过的各个地区，由于水银气压计携带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当时测量高度的数量，还是很有限的。

在本世纪，大多数都采用阴影线法作为地形表示法，这种方法，不光适用于专用地图，也适用于地形或者地区略读。一张大地图几乎可以包括所有的地形知识。

借助于地球物理学和地质学的帮助，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到对地球内部的解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居维叶这位法国伟大的动物学家，建立了系统科学的古生物学，而史密斯这位绘制了第一张大地质图的学者，在居维叶的基础上，建立了地层学，从而把地质学的重心转移到地层学上去。史密斯的进步无疑对地球上山脉构造同时也对各地区的地理理解都是相当重要的。

19世纪初期，由于不少地理学家都已经充分认识到玄武岩是由炽热液态的岩浆形成的，火成造山说逐渐取代了水成造山说，这种对于构成地表形状的过程的解释，是最具有地理意义的。

按照布赫所提出来的喷火口隆起的理论，德国的山脉依方向划分为三个山系；而法国人博门特则企图证明山脉各种不同的方向相应于他们形成的不同年代，并根据这种假说建立地球上众多山脉的大一统体系。

而斯罗珀坚决反对火成造山说，他依据自己对于法国中央高原的考察，对火山隆起的存在持仇视态度，并证明所有的火山都是因堆积作用而形成的。

1842年，罗格斯充分考察了阿巴拉契亚山，并进一步认识了山脉的褶皱构造，从而得出结论，地面形变是由于地壳因水和因地表过程所引起的一种状态的改变。

那么，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固体地表的形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不少学者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想，有的人认为是剧烈的大灾难或者地球的突然变化造成的；有的人认为是巨大的洪水造成的，还有的按照火成造山说的假定认为是地球内部的强烈变化造成的。

1833年，赖尔在其《地质学原理》中，针对地球突变的假证，进一步论证了地质的进化理论。赖尔以地球的缓慢的渐进的发展取代了地球的突变论。也就是说，从当前的变化出发的现实论，估计到地史中各个时代的变化具有某些相同性。

在19世纪中叶，人们对于地表的现实变化过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如果缺少了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就无法理解整个地球的历史。

在这一时期，同自然地理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动力地质学也应运而生，从而对地理学本身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比如英国就首先注意到沿岸海岸的研究工作，而很少重视河流、冰川、风的研究工作。珊瑚礁理论，对于隆起和下沉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在整个学术界却是孤掌难鸣。

19世纪，气象学、气候学以及地理学中凡是涉及到大气的学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819年，洪堡画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平均年等温线，洪堡此举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地球上温度实际分布的手段，从而超越了数理气候带的范围。这同时也是建立在平均值上的统计气象学和气候学的开端。

由于在绘制温度和气压图时，必须加绘上罗盘针，用以指示出方向，布赫带我们走上了一条新路，这就是让罗盘针来顺带着告诉我们，温度和气压计是如何受制于风向的。

在过去的日子里，有不少地理学家都已经认识到，那些有规律的风，比如信风和季风的形成原因，而另一位地理学家多费打算借风向转换的一般规律来理解那些高纬度地方不规则的风向变换，并且企图由赤道的气流和两极的气流变来解释天气阴晴雨雪等变化的原因何在。

洪堡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对植物地理的研究上来，他在植物地理学的创立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洪堡穿越南美大陆时，他开始发现，热带美洲那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热带大草原所拥有的特殊的植被形相，非常有利于研究植物随地形高度的分带状况。

洪堡在其后出版的一系列有关植物地理学的著作中，已明确指出植物的生态现象是互相联系，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比如，茎、叶、根的植被形相和人类的感官直观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显然比主要建立于花和果上的植物体系要明显得多，然而，这些植物体系也充分显示出植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于生活条件的适应。因此，它们就能够同自然亲族平等共存，且具有非常的地理意义。

再从它们的生态特性来看，由分布在大片地区的植物所组成的植物群落，如热带大草原、沙漠草地、原始森林等，它们还具有更大的地理意义。

洪堡对于植物随地形高度分带也十分注意，并打算将这种分带情况归之于大气温度的调节作用。

洪堡还完成了植物统计，也就是计算不同的科、属、种在某一个地方的植物中数量的分配。

在辉煌的19世纪，人类学和民族学也分别成为一门真正意义的科学，这主要是由于对人类体质构造以及人类语言的理解的进步和遍及全世界各个大陆的旅行。

而人类学和民族学里的不少要素又反过来给民族地理学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同时，统计学也给民族地理学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资料。这时候，在不少国家都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并且商业、工业、农业等也都有了各自的统计资料。

洪堡也开始着手在人类和各地区自然情况的联系中，来进一步考察人类，也就是对人类自身进行一系列的地理考察，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己，进而战胜自己。

洪堡还非常善于从因果关系上去理解他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所观察到的林林总总包罗万象的现象，并且把这些互不关联的现象，结合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洪堡还把他的这种特长运用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去。所以，洪堡所运用的考察方法，基本上还是自然科学的，他把重点放在人类对于一些地区特有的自然现状的直接依存关系以及人类对自然现状的适应性方面。

卡尔·李特尔是截然不同于洪堡的另一种类型的地理学家。

在李特尔看来，地球是人类活动的大舞台，也就是人类之家，人类的历史总是按照预先就设计好了的计划而不停地在演变。

李特尔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19卷的《地理学》巨著，并声称，地理学的中心原理就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突出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这对后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特尔的方法来自概括性的历史的概观的多，而很少去观察某个地点或者某个地方；李特尔的方法，狭义因果论的成份少，而他的宗教观念，目的论的成份多。19世纪，有不少的地理学著作都已经包括一些关于人类受制于自然的富有启迪意义的阐述。比如那位不知劳累的旅行家伊·格·科尔，在自己的旅游记中就荟萃了许多人类地理学的观察资料。他在1841年所发表的一部著作中，从我们人类受制于地表构造这一观点出发，对人类的交通和人类所热衷的大迁移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写了一些有关莱茵河的地理理论。

在本世纪，由于洪堡和李特尔对于地理学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几乎有关地球知识的所有部门都有着非常大的进步。而地学的形成，尤其是地理学的形成，也理所当然地伴随着这种进步而出现。

我们不知是否能够这样说，地理学的重新建构开始于19世纪初期，而且只有到了19世纪，它才逐步成熟为一门完全科学。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割绝地理学同过去发展的关系。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人都把李特尔当作近代地理学之父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欠妥的，因为李特尔受洪堡的影响，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

尽管洪堡从来没有考虑到形成一系列的地理学方法论，也从来没有创作出一本系统科学的地理书，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洪堡给了我们无数科学的启发，而我们所见到的地理学的摩天大厦正是在洪堡的启发下建立起来的。

洪堡的名字之所以到现在还是那么响亮，他的独具开创性的成就正是体现在地理学这个领域。

洪堡认为地球是个有机的整体，而人是这个自然统一体的一部分，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域结合”。

在其所著的《宇宙》第一卷的末尾，洪堡写道：“人类在生活上到处和土地发生着最根本的联系，虽然比起植物来，他依赖于他周围的大气气象变化的程度较小－－他能借助于精神活动和智能教养的提高来轻易地摆脱自然力的控制，还具有使他自身适应于各种气候下生活的惊人能力。”洪堡堪称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洪堡不是十分重视单独的自然现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界这个整体上。他虽然也搜集一些植物，但是，他感兴趣的不是单株的植物，而是植物群落。

洪堡所特有的这两个特征，也就构成了地理学观察的特性，首先就是以比较的态度，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他在某一个地点所见到的现象；其次就是把一种自然现象和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另外一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洪堡的前一种观察方法，不由自主地使他自己成为地理学的许多分支的建立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气候学和植物地理学，同时，他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地理地质学的建立者。他的晚年名著《宇宙》，还把一般地学和天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而李特尔则是一位辛勤耕耘于教室里的老师和一位长年在宁静的书斋里工作的学者。也就是说，李特尔的地理学是出自于学校和手册中的地理学，是属于纯粹学院派的。

当然，李特尔也曾经有过多次的旅行经历，但是，他的旅行绝对不是科学的旅行，他同洪堡的旅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李特尔为地理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只能把它归属于改革性质的努力的范围，可以说，自18世纪中叶以来，这种改革就像一股潮水一样，波及到了整个地理学。

而李特尔的所有努力，都完全可以看成是这股潮水的结束和退潮。因为自始至终都是停留在讲义以及无力的尝试上的这种情况，经过李特尔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无非就是为了取得所谓的科学成就。

李特尔的贡献就在于他深受染满了时代色彩的科学精神的影响，并且他所重新开创的科学也就是为了充分体现这种精神。(www.daowen.com)

所以，以洪堡为代表的注重考察的地理学，才逐渐获得了一种科学的性质，这方面的功劳应该归于李特尔。

在以前的世纪里，地理学只是注意到把地理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如航海、大地测绘等。而经由李特尔，地理学才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一般的”科学，它专门为知识本身服务，然后才涉及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去。

当然，这种学院式的研究方式，虽然很辛苦也很需要一种认真的研究态度，但是通常的现象却是七拼八凑地抄袭，正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李特尔却除外，那部关于非洲和亚洲的描写的大书，是经过他对大量的多如牛毛的文字资料经过认真彻底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才编定而成的。

在李特尔之前的所有地理学，都停留在一种表象的记叙方面，然而，自从李特尔把地学演变成“比较学”的地学以后，人们开始注重追求关于其内部联系的知识，当然，这时候所达到的程度依旧是偏狭的。

在19世纪，地理学的范围大致仍然一样，意味着地球的运动和形状的学问的数理地理学，是李特尔所不屑为之的。李特尔所重新建构的地理学的对象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地点与地点之间，地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类型。

而李特尔叙述的各个地区的内容，不是像过去那样，从各个民族、国家和定居点中去广为搜罗，李特尔已经准备阐发地表的某些自然现象。

李特尔企图搞清楚地理同大自然的关系，地理同人类的关系，他对于自然情况的有限的观察只是局限于海岸轮廓、土地形状和水文，却很少去重视气候、植物和动物界。

李特尔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对于整个人类的理解，绝大部分都只是单纯地进行描述，而极少去深入细致地探究其中的原因。

在李特尔的研究过程中，他的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的并深受当时自然哲学影响的思想方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特尔一直把地球比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比作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人类是灵魂，自然是肉体，人类是须臾也不能离开所赖以为生的自然的。

李特尔认为地球自然情况的最终原因，就在于它对人类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多深刻。所以在李特尔的研究中，大张旗鼓地追问自然情况的原因少，而穷追猛打刨根问底地追问它对于人类的作用多。

李特尔的这种自然哲学和目的论的考察方式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极其吻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对自己的时代起了相当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作用也不能满足渴望探究原因的见解的新科学精神。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李特尔以及其后所形成的李特尔学派逐渐走向衰落。

因为李特尔以及李特尔学派的最大毛病就是追求片面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毛病不但没有克服，而且还越来越加重了：缺乏深刻的对自然的理解，片面的侧重于人类方面，完全忘记了人是自然的人，即使是对一些地点进行描述，也往往停203留在一般性的没有多少内容的空话上。

因此，李特尔的地理学失去了自身的内在平衡和它的独立作用，逐步沦落为历史的一门辅助性科学。并且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地理的地位也越来越下降。

但是，一般地学仍在被广泛地讨论着。而且，随着人们视野的更加扩大，人类知识的更加增进，科学方法的更加进步，地学开始分化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

比如，基于岩石和化石的学说，即岩石学和古生物学。在18世纪末期，地质学就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把固体表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作为动力地质学吸收进来，借以说明地史。

同时，18世纪末，气象学开始向独立的征程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到19世纪，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科学，同时，气象学和气候学仍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海洋学和水文学也面临着独立的发展。

地球物理学，现在也开始离开物理学这位老母亲的怀抱，成长为一个专门的科学，它还把数学的计算和物理学的实验应用于地球。

当地学逐步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学科时，过去依然存在于一般地学中的地理学内容渐渐地消失了，有关地理分布的几乎所有事实都被锁进抽屉里，特别是过去非常注重的各个自然界事实的联系也渐渐地消失了。

不属于普通地学范畴的有机的自然界，现在企图推进植物和动物的地理分布知识。当然，它们考察事物的观点同地理学的观点是迥异其趣的。

再明显不过的是，地理学是专门从事研究地表的状态，从事研究地区和地点的植被和动物界，而植物学和动物学是专门研究植物和动物的。

在遥远的古代，由于旅行者对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观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地志学和民族学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对于地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只是单纯地描述性的，还无暇顾及到各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到了19世纪，人类对其自身的本质特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各民族的语言学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因而民族学就渐渐发展成一门自成体系的科学。

在这一时期，除了地理学以外，还有大量别的科学也应运而生，这些科学在各自的领域里养育着地理科学的一部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地理学本身却留着一个巨大的空洞等待人们去填补。

在地理学里，对于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一般自然特性以及对当地居民的论述，还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它只是旅行记里的主要内容，而不能归容于地理学中，也没有能够在地理学这座摩天大楼里找到自己的一个套间。

但是，这些旅行家所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我们人类是无法忘怀的。他们在漫漫的旅程中，也逐渐变成了地理学家，可以说他们才是自己时代的真正的地理学的中坚人物，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人把他们看作是地理学家。

因为他们在旅行中所创作出来的游记之类的文献资料，都包括了丰富的地区记述，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在学校教育中，地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已经正式开设了。这是19世纪的一大进步。但是，地理学的地位仍然不甚明确，并且常常受到无礼的非难，它仍然像一个小媳妇似的屡遭白眼，它经常只能充当配角，根本不能同语文数学甚至不能同历史及自然科学平起平坐，而必须做些擦地板倒夜壶之类的苦差事。

担任地理课的教师，多半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地理教育，也很少去研究地理，他们担任这种地理课程完全是出于其他的原因。

地理课程的内容也是十分贫乏的空洞的，大多是专门讲授地志和教导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各种各样的名称和数字，同时，教学用地图也是充满着名称和疆界的。

类似的状况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稍微的有些改善。

19世纪的中国，充满了屈辱和无数的血泪与辛酸。

1840年，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的开端，也是中国地理学遭致灭顶之灾的开端。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得不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它开创了以条约的形式使资本主义掠夺和奴役中国“合法化”的先例。

其后，美、法等国家也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些条约的签订，不光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而且取得了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外国资本主义凭借这些政治经济特权，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向中国倾销商品，从中国劫走大量原料。结果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城乡手工业，并刺激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几乎无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理学的发展，在中国也逐步衰落，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鸦片战争以前，广东等一些沿海地区，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来往比较多，彼此接触的较频繁，为了及时了解外国地理学的最新动态，林则徐等人先后编辑译介了《四洲志》、《地球全图》、《平安通书》等外国地理方面的图书。

而魏源则认为林则徐等人的这些译著大都侧重于同商业贸易有关的地理问题，而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则不是太详细，因此，他广泛地搜集中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著《海国图志》一书。

这本书于道光22年（公元1842年）成书，以后在道光26年至27年（1846～1847）和咸丰2年（公元1852年）又作了2次增补。

他以《四洲志》为基础，引用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名家著述70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折30多件以及一些亲自了解来的材料。

《海国图志》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外国的沿革地理作了整理和研究，并且附有东南洋各个国家、西南洋至印度和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不光吸收西方的地理知识，而且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开创了中国人比较系统地研究世界地理之始，说明中国人对域外地理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朝的时候，我国人民还能够根据气候、动物异常、地声等现象，作出临震预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山西平陆地区从8月6日起，“盆倾担注”，连续下了30多天的大雨。而过了9月9重阳节以后，天渐渐转晴，并且越来越热，有时气温竟高达40℃。

在过去，过了重阳节以后，气温便明显下降，人们开始有秋凉的感觉。有些年龄大的人，根据前辈传下来的“霪雨后天大热，宜防地震”的经验，认为有可能会发生地震。果然在9月20日午夜2时，“忽然屋舍倾塌”，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地震发生前由于地应力超过岩石所能承受的限度，使地下岩石破裂、错动，聚集了很久的能量会一下子就迸发出来，而这能量又可以转化为电、磁、光、热、声等其他形式，同时，出现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并导致气候、动物异常，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地震前兆。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5年）12月11日，辽宁金县发生了一次强大的毁灭性地震，“未震之时，先闻有声如雷，故该处旗民早已预防，俱各走避出屋，以未曾压毙多人，只伤男妇子女共七名”，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利用地声，作出临震预报以减少损失的范例之一。

经过无数次地震的劫难，人们逐渐积累了观察地震先兆的丰富经验。

比如，宁夏《隆德县志》就曾经把地震前兆归纳为“地震六震”：

井水本湛静无波，倏忽浑如墨汁，泥渣上浮，势必地震。

池沼之水，风吹成荇交萦，无端泡沫上腾，若沸煎茶，势必地震。

海面遇风，波浪高涌，奔腾泙汹，此常情；若风日晴和，飓不作，海水忽然绕起，汹涌异常，势必地震。

夜半晦黑，天忽开朗，光明照耀，光异日中，势必地震。

天晴日暖，碧空清净，忽见黑云如缕，婉如长蛇，横亘空际，久而不散，势必地震。

时置盛夏，酷热蒸腾，挥汗如雨，蓦觉清凉如受冰雪，冷气袭人，肌为之栗，势必地震。

以上所说的六条，对地震前的天气异常、地下异常、海啸、地光、地震云等等宏观先兆一一作了精辟的概括。

这些宝贵的经验，不光在古代，而且今天仍然可以作为群众性预测预报地震的有效手段，并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地震之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大清一统志》是清王朝官修的地方志，主要记述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清王朝的疆域政区状况，《大清一统志》编修的时间比较长，最初是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开始，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重修，到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共560卷。

《大清一统志》内容庞杂，涉及到了广泛的范围，又是许多人集体编修，所以必须要有统一的切实可行的标准。

徐乾学拟定了《大清一统志》的凡例21条作为编辑的标准。

他充分地研究了《禹贡》、《职方》、历史正史地理志、唐宋以来的地理总志等书的体例、结合现实需要提出了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里至、户口、田赋、古迹、人物等21个纲目，在每个纲目之下，详述了设立该纲目的根据和写该纲目的具体体例。

陈廷敬则认为要写好这些纲目，必须贯彻“事贵博，文取约”的原则和志与史相经纬的原则。也就是说，历史事实要广博，文字要简洁明了，写人物，历史记载了的，志就略；历史没有记载的，则志就要详细地记载。

雍正年间，方苞在继续修书的过程中，又重申了“简明”的原则，对凡例也略加修改。不单乾隆八年完成的《一统志》是按这一凡例的精神与原则写成，而且乾隆四十九年续修成的《一统志》、道光二十二年重修成的《一统志》都是沿袭这一凡例和原则而写成的。

《大清一统志》是按省、府州、县三级来叙述的。省有省图，绘一省的山川及所属府州县图；府有府图，绘一府的山川及所属县名；省有建置沿革表，列出该省及所属各府从秦汉到明代的沿革；府也有建置沿革表，列出该府及所属各县从秦汉到明代的沿革。

《大清一统志》古迹部分，对历史上大量的故城、废县作了较精密的考证，既用历史事实说明其兴废年代，也说明在今何地。至今仍然是阅读和研究历史地理的必要参考书。

《大清一统志》不光对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近300年间，我国黑龙江、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历史地理作了详细的记载，而且上溯到秦汉以来的沿革。对今天我们研究边疆历史是极为可贵的。

在新疆的地图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用虚线连起来的河流，这就是新疆所特有的断头河。

所谓的断头河，是那些地处内陆的河流，因为气候异常干燥，地表水极易被渗漏或蒸发，或者因流沙淤塞河床而造成的特有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考察者、旅行家对新疆的河流有过记载，其中尤以清代的徐松最为全面。

徐松（1781～1848），是清代一位很有作为的学者。他博学多能，才华卓越，酷爱历史地理。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在他任湖南督学时因对孔孟不尊被充军伊犁。

年方30的徐松从美丽的洞庭湖畔来到天山山麓，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更使他感从中来，悲喜交加，他决心乘这个机会，把全疆的美丽山河认真调查一番，向人们介绍富饶的西北边陲。

徐松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带上罗盘、地图和应用的物品，开始了爬山涉水的调查工作。他不辞劳苦，历时6年，行程1500里，足迹遍及新疆南北。

之后，又经多年的整理、考证，编撰成长达五卷并附有详图的《西域水道记》，共计十几万字，是我国近代对新疆地理观察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文献。

在编撰过程中，徐松认识到写西域的水道，比写内地的水道要难得多，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曰穷边绝徼，舟车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曰书简有缺，文献无征。”

因此，他不局限于书斋著述，而注重于实地考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他就这样孜孜以求，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写成此书。

徐松根据新疆河水径流主要依靠高山雪源和冰川补给，各大河又穿过山麓、戈壁流入湖泊这一特点，独创性地把湖泊作为受水体来划分，并由此论述水系。

徐松把全疆分为11个受水体，然后一个个分别有详有略地加以阐述，重点突出了对罗布淖尔（罗布泊）及其有关河道的考察。

徐松还以新疆的11个大湖为纲，把注入上述各湖的河流及沿河的城市、村庄、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和重要历史事件都一一作了介绍，既生动，又系统而丰富。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徐松的这一划分方法，紧紧抓住了新疆地理的特征，向上追溯到高山雪原，向下顺流斟查到河流的归宿地，给人以清晰的印象，符合水文地理的特征。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还采用郦道元的《水经注》分经文和注文的写法，也分记文和释文。记文相当于经文，简而精；释文相当于注文，详而繁。以本书卷一和卷二罗布泊所受水为例，记文才500多字，而释文则有两万字以上，从这个角度讲，此书是以纪文为纲，释文为目。

《西域水道记》十分注重大小河源的考察，对于源头的山脉名称和方位都作了较确切的介绍。不管是奔流千里的大河，还是流水潺潺的小溪，都一一详察其源。

比如卷一对葱岭及塔里木河三源（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阗河）及其支流的描述，就比前人讲得确切而详尽。

《西域水道记》在交待了每一条河流的河源、主支流的来龙去脉的同时，又沿着条条河道一一介绍了这一流域的地质、地貌、地震、新构造运动，对于突出的经济地理内容，诸如开发矿业、开山筑渠、战略要地，也加以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西域水道记》把宰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巴勒喀什淖尔，是作为我国内陆来叙述的。

这3个湖离当时俄国国界还非常远。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俄军非法侵入我国领土，沙皇政府用武力威胁、外交讹诈手段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才把这3个湖及其周围的辽阔地区侵吞去。

同时，徐松对先人考察新疆的成果，经过自己的实地验证，许多地方作为补充、斟误后，再加以引用，这就使《西域水道记》的记载更为精确。被后人称誉为具有“补缺、实用、利涉（便于交通）、文采、辨物”5大优点。

新疆地区矿产十分丰富，《西域水道记》对铅、铜、铁、煤、金等等都作了详细记载，为今天探矿、采矿提供了历史依据。

《西域水道记》对水利工程如锡伯渠兴建的历史情况及流灌地区作了详细的介绍。

《西域水道记》对当时新疆各民族的分布情况也作了记述。

《西域水道记》还按照《西域同文志》把地名的不同译音统一起来，为今天研究新疆地名，使新疆地名译写规范化，作出了范例。

回顾我国古代对新疆地理的考察，可以看到，那连峰起伏、峰峦叠嶂的群山，那交通闭塞、人迹罕至的盆地，那流沙滚滚、浩瀚无垠的沙漠，千百年来，都没有能够阻挡我们的祖先东来西往。

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部落，乐而忘归；张骞出使通西域，驾起友谊桥梁；法显、玄奘西游，构筑东西文化的宫殿；……都说明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如大河流水，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共同为探索新疆大自然的奥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们又将告别辉煌的19世纪，人生是在不断的告别之中，科学也是一连串的告别所组成的，告别过去，告别昨天，也不断地告别今天，当我们听到了20世纪的钟声正在响亮地敲起，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更好，明天的世纪会更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