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揭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序幕。白英老人针对水文特点，成功地治理了大运河山东段。西方航海业迅速发展，美洲大陆被友现，然而，黄金却无法把人的灵魂引入天堂。

话说公元1405年，夏日。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几只海鸥在快乐地飞下飞下，郑和站在船头，轻轻地哼着一支无词的曲儿，看着自己所率领的船队，正在一如既往地驶向预定的目标，他欣慰地笑了。

郑和（1371～1435），原姓马，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曾任明王朝朝廷的太监，人称“三保太监”。

自1405年起，到1433年止，一共28年时间里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乘风破浪，屡挫屡奋，沿着南海诸岛，七次航行于太平洋、印度洋上，行程十万余海里，先后到达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

郑和的航行，揭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序幕，成为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郑和船队在七次往返航行的过程中，详细地记录了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所见所闻，绘制了大量的航海地图，写成了诸如《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和《瀛涯胜览》等介绍海外风情的游记，极大地丰富了华夏古国的地理宝库，扩大了人们的地理视野。

郑和出使西洋的时候，正是明王朝的全面兴盛之际，当时，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等方面，都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而明成祖之所以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其主要原因就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加强国际之间的互相来往，显示中国的雄厚实力。

郑和每次出使的规模都是非常庞大的。郑和率领了两万多人的船队，乘坐大小船只200多艘，最大的海船长约150米，出访了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可以说，郑和的远航，为促进我国和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往来、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简单地看一看郑和下西洋的航线。

郑和的船队从江苏省的太仓港出发，经黄海、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然后访问了南洋群岛上的一些国家，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访问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等地。

郑和下西洋第一次从公元1405年至1407年，第二次在1407年至1409年，第三次在1409年至1411年，这三次航行都到达了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口一带，第四次从1413年至1415年，到达了今波斯湾地区。

郑和航行的第五次从1417年至1419年，第六次从1421年至1422年，这两次航行所到达的地方最远，抵达了今非洲东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第七次自1431年至1433年，主要船队停泊在波斯湾附近，部分船队则进入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的西岸一带。

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5月，经过了长达两年时间的精心准备和充分策划，郑和的船队第五次驶向西洋。

郑和一行顺着以前航行过的路线，轻车熟路地到达了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之后，又沿着阿拉伯半岛南岸经今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到达今天也门的亚丁。

然后又越过亚丁湾，沿非洲东岸前往今索马里的泽拉、摩加迪沙、布腊瓦，一直到达了今索马里东南海岸的淮博、麻林，然后，又南航穿经莫桑比克海峡，绕道马达加斯加岛的南端返航。

这次航行是郑和七下西洋中所到达地方最远的一次。

我国早从汉代开始，就已经开辟了北起渤海、南至南越（今广东省境内）的海上航线。西汉时，我国航海家的足迹就已经到达印度半岛南部。

东汉年间，太平洋东岸的汉家王朝和印度以西的罗马帝国之间，就建立了海上交通联系。三国时，朱应、康泰等人也受孙权的委派，出航林邑（位于越南东南部）、扶南（位于柬埔寨最南端），游历了南洋群岛的一些地方，他们又把耳闻目睹的写成了《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

唐代对外交通有了进一步发展，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详细记载了从我国经南洋、印度洋到达波斯湾的见闻。

到了宋元时代，我国的海上贸易，已远及地中海区域和非洲东岸。

然而，前人所留下的一些有关外国情况的著作或游记，有的过于简单，有的只记航程。就以元代汪大渊的《岛夷略志》来说，它所记述的最远国家，陆路最远只到地中海之滨，以及红海东岸的麦加，海路最远也只到印度半岛西岸和波斯湾口。

而郑和七下西洋所到达的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在《西洋番国志》里记载了20个国家，在《星槎胜览》里记载了40个国家。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所达国家的气候、水文、生物、物产、民族、风俗、历史等。

我国同非洲东岸国家尽管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来往，但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岸航行。

而在郑和所用的航海图上却有如下的记载：“官屿溜（今马尔代夫群岛的马累）用庚酉针二百五十更船泊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庾西针是正西略偏南，航行的方向证明郑和的船队确是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的。

从航海史的角度来看，郑和等人远航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留下了横渡印度洋的宝贵记录。

郑和七下西洋所留下的《星槎胜览》对赤道南北的非洲东部海岸国家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从而打消了人们对于非洲的神秘性和神奇感，增进了对非洲的了解。

《星槎胜览》描写非洲是“天旱少雨”、“土地赤黄”、“居民卷发”、“垒石为屋”；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异常丰富，大象、狮子、虎豹出没无常；长颈鹿、斑马、羚羊成群结队；当地人家养的动物有骆驼、牛、羊……那里的国家常常以其特有的象牙、香料等商品，向郑和的船队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并把当时东非的珍禽异兽赠送给中国，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当然也以礼品回赠。

在无垠的大海上航行，离开地图是绝对不行的。大海变幻莫测，充满了凶险，那露出海面的巨岩孤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隐伏在水下的暗礁、浅滩、急流、漩涡，有时却很难避免。而一张准确无误的航海图，却能够保证航海的安全。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年代里，没有谁为他们提供一张现成的海图。

没有海图，他们决定自己动手绘制。在远航之前，郑和就搜集过有关资料，还亲自出海校正过一些海图的内容。在他出使远航的时候，沿途都作了比较详实的记录。

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始终坚持观测探路。

所谓观，就是把沿途所见山、滩、礁、沙详细记录下来，有时运用文字的方式，有时运用图的方式。

所谓测，就是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用带有铅锤的绳索来测量大海有多深，用宋代人曾经用过的特制的钩子沉到海底取泥沙，了解大海的底质，以供识别航路，用绳子拴上鸡毛做成“鸡毛海流计”，放在海面测定海水流速。

郑和就把通过观测所得到的大量数据，都非常简明形象地标记在一张图上，最初把它称为“对景图”。

航路就根据这张图，对照沿途所看见的景物，判断出所在的位置，了解前进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航路。

郑和等人还采用了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的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图，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郑和航海图》，这张航海图被编入后来出版的《武备志》中。

《郑和航海图》是一长卷。图的方向依针路辨别，与一般上北下南的地图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这幅图被收入《武备志》时分成20幅、40面。图上的起点是龙江关（今江苏南京的下关），标明由长江口出海，沿着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南下，到海南岛琼州府，再往下，就是海外的国家。

图上绘出了郑和航海途中所见的海岸线、山脉、岛屿、沙州、浅滩、珊瑚礁和港湾等。

从这张航海图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顺风情况下，一昼夜航行的距离）数计算的距离，以及平潮时的礁石、浅滩和港口等，海岛一般还绘有内线和外线。

船队还把南海岛屿，分别注在图上，并用石塘、万星石塘、万生石塘等名称加以标明。

航海图中记有所测海洋的深度。

除了航海图外，郑和等人还写有类似航海手册的《鍼位篇》。至于对海洋气象方面的认识，因为缺少直接的记载，可以明清的一些有关著作如《顺风相送》、《东西洋考》等为代表。

这些著作对于海洋风暴的预测都有所记述。如根据云、雾、风、虹和海浪以及海洋生物等出现的情况来预测风暴，而且也常用谚语形式表达。不少气象谚语是古代舟师长期观测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茅元仪认为《郑和航海图》“详而不诬”，因此收入《武备志》以昭来世，供后世远航和海防时参用。至今，国外有的学者还把这幅海图称誉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倍加赞扬。

郑和等人的远航，丰富了我国有关海洋地理的知识，特别是在海岸地形、海水深度和海洋气象等方面。

郑和下西洋，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航海技术方面，以及所掌握的地理知识，都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然而，由于多次出使都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和安排，以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在郑和出使之前，明成祖就对他们此行反复诏谕，一定要“宣示威德”，“给赐其君长”，使“诸邦成听命”。不少国家后来也“遣使者随和朝贡”。

成祖十分开心，不久，“复命和往，遍赉诸邦”。郑和出使时携带出去的，绝大多数都是金银、钱币、瓷器、丝绸和铁器等生产资金和生活、生产资料。

然而，别国所回赠的多是“无名宝物”、“珍禽异兽”等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乐用的奢侈品，类似的交往，尽管“诸番利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对国内商品生产在客观上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每次远航，“前后耗费亦不赀”，给明朝政府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到了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全部销毁，连远航使用的大型船舰也不再建造了。

15世纪以后，我国的航海探险事业之所以没有能够继续发展，反而由先进变为落后了，这主要应该归罪于明王朝制定的许多在今天看起来相当错误的政策。

明朝中叶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大多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实际，进行考察和探索大自然的规律。他们以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的精力这样去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开始了明朝的统治。

朱元璋根据国内的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政策。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注意栽桑，种植棉麻，减轻田赋和过于沉重的徭役。

在工商业方面，改变元朝手工业奴隶的成份，减轻商税，规定“三十税一”。

因此，明代前期，在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等方面，都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当时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已有30多个，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

15世纪，我国的舫海探险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这种发展势头很快就停滞了下来。

而西欧却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真正发现了地球”，大大推动了测量和制图学的发展。新的世界地图的出现，是世界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明代中叶，我国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多多少少促进了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此后一段时间，这种发展逐渐缓慢了下来。

与此同时，欧洲的殖民主义势力正急于伸向世界各地。由于政治加宗教的需要，耶稣教士从西欧被派来中国。他们以科学知识作为手段，进行传教和了解情况等活动，可以说，这时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明朝的初期，由于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从而引发了对水利设施的高度重视，使得明朝时候的水文地理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白英治理大运河山东段，就是一个明证。

话说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2月，正是寒冬季节。但见华北平原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鲁中丘陵一带北风呼啸，呵气成冰。

就在这冰天雪地里，来自山东、河北的成千上万军工、民工集结在被黄河淤废了的大运河济宁至临清河段，顶风冒雪，披星戴月，挥锹开河，干得热火朝天。

这一工程是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下达的指令。

朱棣把都城迁到北京以后，朝廷机构变得更加臃肿庞大，京都人口也与日俱增，加上北方兵事不断，急需要从南方长途调运大批粮食，人怎能没有饭吃呢？

在元代的时候，南粮北调一直都是以海运为主，有时也用河运。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倭寇常常在两广、江浙沿海地区骚扰，海运不但要冒惊涛骇浪的风险，还要设法避免倭定海盗的劫掠，所以海运事业日渐衰落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运河的作用就日益显示出来。

然而，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河段，由于地理的原因，水量严重不足，水位经常很低，重载粮船有时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大部分粮食便只好采用河运和陆运相结合的方法。

使人感到极不顺心的是，水陆兼程，几经周折，运费极为昂贵。从南方运一石米到北京，运费就得耗去好几石米。

可见在那时候，运河是否畅通，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存亡。对此，明成祖权衡利弊，决心不惜代价，驱使大批民工、军工重新疏通山东运河，并命令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浚工程。

宋礼从山东、河北一带征用了大约17万名民工、军工，经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艰辛，终于疏通了被泥沙淤塞了的济宁至临清河段会通河。

然而，长达数百里的运河北段（南旺至临清）的河道里，却不知怎么搞的，一滴水都看不到，无论宋礼怎么着急，还是不见水来。

正当宋礼无力回天、无可奈何的时候，汶上县有个名字叫做白英的老人拜会了宋礼，并向宋礼提出了一条利用地形、水势，借水行舟的治河办法。

宋礼茅塞顿开，决心采用白英老先生所提出的办法，并诚请他参加治河工程。

白英一面精心设计，指导施工，一面亲自参加治河劳动。

白英分析山东运河北段缺水的主要原因是南旺地势太高。运河南段如果没有足够的水量，水是绝对不能越过山脊北流的，因此，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分水点从马场湖移到南旺这一地方。

白英命人在东平县、戴村和堽城两处，分别筑坝堵截南流入洸水、北流归黄海的大汶河水，把汶水、沂水、洸水、泗水全部引到南旺，使水按照人们的意愿分流，这就解决了有水不能北流的难题。

白英非常巧妙地把“南旺水脊”地势高亢这个不利条件变为居高临下，可任意南北分水的有利条件，并且还能够根据运河的实际需要，用分级建闸的办法实行北六、南四的合理分流，十分之六的水量引向北流抵临清，十分之四的水量引向南流达济宁，使得山东运河南北段都维持一定水量，以便通航。

白英所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是：尽可能扩大水源，使南旺水脊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河水供南北分流。

白英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生活在山东中部的丘陵地带，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大运河流经山东的河段，穿越山东中部丘陵的西侧，这块土地主要是由石灰岩所构成的连绵不断的丘陵，经过漫长岁月的溶触和风化侵蚀，整个的地势呈高低起伏状。而黄河古三角洲自西向东倾斜，同丘陵西侧的黄河冲积平原相连接，在它们之间，有着众多的低洼地带，这些低洼地又涌泉积水，积少成多，形成了一系列湖泊，这些湖泊都被白英老人看成是能够用来调节运河水量的天然水库。

这些主要由石灰岩构成的丘陵地带，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经过无数岁月的风霜雨雪，还发育了为数不少的溶洞，有的则形成了地下河，而在基岩上则覆盖着第四纪疏松沉积层，含大量的地下水。

这些地下水有的出露地表成了清澈甘甜的泉水，有的还汇流成潺潺的小溪。

针对以上所述的情况，白英就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疏泉眼，汇溪水、浚湖泊、引河水的综合措施，把河水、湖水、溪水和泉水都充分地利用起来，有效地扩大了山东运河的水源。

按照白英老先生所提出来的治河方案进行施工，山东运河终于被彻底治理好了。

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南北大运河终于全线贯通。放眼望去，古老的大运河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但见桅杆林立，白帆点点，大运河山东河段的运输效率比元代的时候整整提高了十倍，船只南来北往，畅通无阻，每年北运漕粮达五百万石之多。

其实，山东段运河的淤塞问题，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只有到了白英手里，这个问题才从根本上获得了解决。

早在2450年前，吴王夫差为了用兵中原，开凿了一条从邗城（今江苏扬州）到盱眙的人工河道——“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这两大水系联通起来。

邗沟就成了以后大运河的最早的一段。到了东晋，在山东中部丘陵地带，桓温又开了桓公渎，这就是山东运河的雏形。

到了隋代的时候，隋炀帝杨广为了解决京都洛阳的用粮问题和能够南下扬州游山玩水，先后三次调集大量民工整修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开了“通济渠”，经郑州、商丘、宿县、盱胎到淮河，接上邗沟，跨过长江，顺江南大运河，直奔杭州。

向北则利用桓公渎的故道，开通了“永济渠”，经步涉、新乡再过卫运河到天津。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连了起来。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把我们祖国中部的各大河流以及无数支流互相沟通，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

美中不足的是，南来北往的船只，却要向西拐个好大的弯，从南到北，航程长达五千多里路。

而我们所熟知的京杭大运河直到元代才最后修成。

忽必烈定都北京以后，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运河，已经无法适应元朝运输的需要。这时，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奉命治河。

郭守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正式决定首先引昌平县的水进京。他征招民工修筑成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以便江南的粮食可以由水路直接运进北京城里、同时解决北京的吃水用水难问题。

郭守敬还带人开凿了济州河（自济宁至东平湖），在隋代开挖的永济渠的基础上开挖了会通河（今东平湖至临清），把隋代的南北运河裁弯取直，从江淮一直贯串到山东，再经山东运河接御河（今南运河）。

这样一来，从南到北，再也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拐到郑州转运，至少比隋运河缩短航程一千里，从而建成了纵贯祖国东部的南北大运河。

在开挖山东运河的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地势起伏比较大、水源补给严重不足。因为山东运河所流经的是南北大运河中地势最高的山东中部丘陵地带，其中又以南旺一带地势最高。它北去临清，地面高差90尺，南到沽头（今沛县城西），高差1.6尺，素来有南旺水脊之称。意思就是说，南旺就好像屋脊一样。河水分别流向南北两个方向，南水无法北去，北水也无法南进。

郭守敬等在开挖山东运河时，曾采取了好多水工措施，但一直收效不大。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阳武决口，黄水泛滥，泥沙漫流，淹没安山湖，山东运河几乎全部被淤塞，以后就废置不用了。

所以说白英老人解决了山东运河的水源问题，真正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中国治河史上，更在中国水文地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代的时候，各层各级统治者还曾经多次组织人员编写总志，其中编写了不少的地理总志。在这些地理总志中，流传至今，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部叫做《寰宇通志》，另一部叫做《大明一统志》。

《寰宇通志》的作者是陈循等人。是在没有完成的《天下郡县志》的基础上修成的。不过，直至“土木堡之变”，景帝即位后的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完书。

全书约119卷，先列两京，后叙十三布政使司。其下又分建置沿革、郡县、山川、形势、风俗、土产等38门。不久，英宗复位，命人修成《大明一统志》，自《大明一统志》问世以后，这部地理总志就被毁版，至今已很少有流传，只有《玄览堂丛书续集》有少许收入。

在明代，有部非常重要的官修地方总志，这就是《大明一统志》。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英宗复位以后，认为《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便命李贤、彭时等人重修。(www.daowen.com)

全书一共90卷，到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成书。

《大明一统志》的体例因袭《大元一统志》，先叙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公区，下述府、州、县。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列女、人物、仙释等方面叙述。

与《寰宇通志》相比，《大明一统志》把《寰宇通志》中的“公廨”改成“公署”、“桥梁”改成“关梁”；把“宫殿”、“楼阁”、“堂亭”、“池馆”、“台榭”合并成“宫室”。并且删去了“馆驿”，“井泉”，“关隘”，“题咏”等项，增加了“流寓”、“列女”、“仙释”之类的项目。

在《大明一统志》的书后还附有关于“外夷”各国的记载。到了弘治、万历时，先后有了刻本，增加了嘉靖、隆庆时的建置情况。

《大明一统志》的全书不是一个人写成的，里面出现了不少的错误，甚至引用古籍的时候还出现了“并句读而不通”这样的情况，但全书毕竟保存了不少明代的资料，特别是沿革地理的资料，从这点来说是相当可贵的。

明代黄佐的《广东通志》对珠江三角洲海边的人工促淤作了记录，说：“石歧海……海中多洲潭，种芦积淤成田。”这就说明了明代已经知道用种草、芦等办法促淤。

河口区的淤积还可广泛地见于长江口、旧淮河口。《续文献通考》卷31载：“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咀，至三沙样子江，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抵界河口。”这里指出了长江口、旧淮河口、旧黄河口都是沙、沙咀、长沙发育之区，情况已和今天相应。

明冯应京《月令广义·方舆高下寒热界》引《内释经》一书，对于全国性气候的分布，讲得比较好。

书中说：“地高多寒，地卑多热，故高山多雪而寒，平川多雨而热。中华地三分：一自汉蜀江南至海，二自汉江至平遥县，三自平遥山北至蕃界、北海也。南方太热，北方太寒，中央兼寒热。”

《月令广义》还说：“东西高下亦三别：一自汧源县西至沙洲，二自开封县西至汧源，三自开封县东至沧海。东方大温，西方大凉。寒热不同，阴阳多少不一。春气西行，秋气东行，夏气北行，冬气南行。”

上面所引的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把我国南北分为三个气候带，东西也分为三个气候带，平遥在今山西中部太原之南，汾阳之东，汧源在今陕甘交界处，可见北方气候以山东中部为南界；南方气候带以长江为北界，但四川、汉中包括在内。

东西方的气候带则基本上是以地势的高低来划分的，东方气候带在开封以东，基本上为平原；西方气候带以汧源为东界，基本上是在青藏高原东北方六盘山东南一带，就黄河以北来说，基本上属黄土高原。

根据这种南北分三区，东西也分三区的气候划分，可以看出纬度越高（即越北），气温越低；高度越高（即越西），气温也越低。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把全国分为九个气候区，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较为细致的气候区别。它是以纬度和地势高低为区分标准的。

特别难得的是，《月令广义》已经能够用春气、夏气、秋气、冬气运行方面的不同来解释季节在各地有来迟来早的不同。这已经触及到大气环流问题了。

冯应京采用向什么方向，每距离差多少，春气或秋气发早发晚几天的办法来表示气温变化的梯度方向及大小，基本上已具有用类似矢量的概念动态地表达各地气温差异的能力了。

《月令广义》特别对“汧源到积石”一线附近的温度变化梯度，按不同方向进行说明。那里正是地形比较复杂的区域，又是几个气候区的交汇地带，由此向南，向东南，“地势渐高而降温”，与“愈向南温度越高”的作用有相互抵消的作用。

《月令广义》对于我国南方各地，尤其是西南各省气候特点，有一番细致介绍，并且还说明了这些气候形成的原因。

书中还提到了下垫面（即地面）性质对气候形成的作用，“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于地。风光日色出于天，气候寒暑出于地。地薄理疏，则气升多暑；地原理密，则气敛多寒。非专为方隅南北之故也”。

作者把气候冷热说成半出于天，半出于地，而天是指风光日色，风光即指大气环流，日色即指太阳辐射，再加上“半出于地”的下垫面。等于提出了气候形成的三要素（辐射、下垫面及大气环流为气候形成三要素），这也是该文的作者对气候寒暑的细致观测研究所总结出来的。《月令广义》对于我国东南各地的气候特点，也有一些自己的解释：“东南之地，常多炎热，亦且江湖河海，众水所聚。四、五月之时，阳气蒸其水脉，时复为雨而潮润。……东南之气，春首三阳先动，天地气相交通，夏不贵于时雨。……春夏则东南气如烟火，秋冬则西北气如阴霾，此天道化令之道，不足以占休咎。”

这里强调了江湖河海及水汽的影响，并研究了日光对江湖河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又反过来遮蔽日光的反馈作用。

对于西方地理学来说，传统意义上的近代是伴随着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1498年到东印度的航路的发现而开始的。

西方航海业的迅速发展，使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逐渐从默默无闻到为人所知，可以说，一些层出不穷的小发现，都和这两次大发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大约到了下一个世纪的中期，除了南极北极和澳大利亚，整个大地已经算作是被发现了，至少在大致轮廊上是这样的。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地理知识也不够开阔，我们如井底之蛙，长期以来只是局限于不怎么大的有人烟的地区，即使是在中古时代的晚期，也不过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发展。

往事如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全世界在1492年之前，还至少有四分之三是个谜，一个巨大的谜，是未知数，可是，这个时期却扩展到了全球，获得了一个全面的大地面貌，自从美洲大陆被发现，人类的眼睛便为之一亮。

中古时代晚期，恐怕最为有利可图的贸易便是前往东洋所进行的贸易，它不光提供了丰富的近东的产物，而且还有中国和印度的产物。这些产物有金银珠宝，也有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

当土耳其人疯狂地占据了东方时候，便切断了西方人的这种贸易美梦。

然而，西方人却不会就此罢手，他们仍旧执着地寻找着前往印度和中国的另外航路，他们无法克制住自己内心世界欲望的涌动。

西方人曾经环绕非洲航行，这也许是一条可能的路，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仅仅到达了非洲的南端。

西方人也尝试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由西班牙向西航行达到亚洲东边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在上古的时代就曾经有人考虑过。当时人们的观念就是，东亚洲比较偏东，所以向西回航整个大地路线一定比较短，所以由西班牙西航到达亚洲东部这一条路可行的可能性就更大。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古代地理学也正在渐渐复活，这种考虑也在重新抬头。

1474年，佛罗伦萨的学者托斯内利送给西班牙一份附有地图的备忘录，内容中这种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后来哥伦布也看到了这个备忘录，此后他写信给托斯内利，并得到他大加鼓励的回信，这更加坚定了哥伦布的信心。

哥伦布笃信地圆学说，认为从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一定可以到达东方。他便到各国去游说，希望得到支持。

他的远航计划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资助。1492年8月3日，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哥伦布率领包括三条船的小小船队，开始了发现新陆地的航行，横渡茫茫的大西洋。

10月12日，船队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随后又到了古巴和海地。1493年，哥伦布返回西班牙。

从1493年到1504年，哥伦布三次西航，先后到达南美大陆的一些海岸。

那时候，葡萄牙人已经到了真正的印度，开始疯狂掠夺亚洲的财富。而哥伦布的几次远航却没有立即给西班牙王室带来预期的利益。

哥伦布本来是个黄金迷，相信黄金能把人的灵魂引入天堂。他没有找到黄金，不仅自己处在极度的失望中，而且还被西班牙人骂成是骗子。他倍受冷落，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哥伦布到死都认为他到的是印度，因此称被他见到的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印度居民。另一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证实哥伦布到达的地方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所谓的“新大陆”，于是，“新大陆”就以他的名字而被称为“亚美利加”洲。

但是哥伦布最初到达的南北美洲大陆间的岛屿，一直叫做西印度群岛。

1519年，住在西班牙的葡萄牙海员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的命令，率领船队作环球试航。

他横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美洲南端的海峡——后来叫做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直到菲律宾群岛。

麦哲伦在同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战死，他的同伴经印度洋，绕好望角，于1522年回到了西班牙。

而在哥伦布和麦哲伦之前，公元1415年，葡萄牙开始侵入非洲西北角，建立了侵略据点。以后几十年里，葡萄牙人多次沿西非海岸向南探索航行，在沿岸建立了许多侵略据点，占领了沿途的许多岛屿。

他们还在西非掠夺金砂、奴隶和象牙。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到达非洲的西南端。

1497年，又一位葡葡牙人达·伽马率领一百个水手，分乘四条船，沿着迪亚士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绕过好望角，沿东非海岸进入印度洋。

他依靠阿拉伯航海家领航，第二年到了印度。1499年，他的船队满载黄金、香料而归，完成了通往印度的航线。

这样，从欧洲绕过非洲或绕过南美洲到达亚洲的航路都开辟出来了。

而1497年北美大陆的发现，是另一个意大利人喀波特的功绩。

喀波特为英国政府从事航海事业，他打算由北路到中国去，可是却碰到了纽芬兰岛和拉布拉多海岸，几乎和500年前的诺曼人在同一地点发现了北亚美利加州。

次年，喀波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接过了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从事航海事业，沿海岸航行到达哈特勒斯角。

在北美洲被发现后的第二年，即1498年，南亚美利亚洲也发现了，这一伟大的发现是哥伦布完成的。

因为哥伦布第三次航行的路线更向南移了一点，到了特立尼达岛的河口，这条河的巨大使他确信自己发现了一个大陆。

从1499年起，西班牙组织了不少支探险队，西班牙著名水手科萨和意大利宇宙学者亚美利哥，都曾参加了这些探险的一部分。它们把直至达连地峡为止的南美洲北岸查清了。

哥伦布第四次航行是在1502年，这次航行由北方，即由洪都拉斯来到了这个地方，于是南北美洲海岸间的联系便由此查实了。

1513年，贝尔博阿穿过达连地峡，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紧接着这些发现，进行了沿中美洲和南美洲西海岸的航行。

1500年，本来打算航行到印度去的葡萄牙人卡布拉尔，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信风和西方海流漂到了约南纬17度的巴西海岸。

由于卡布拉尔还不是十分清楚最近西班牙的发现，所以他激动万分，坚信自己发现了一块新地，他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圣十字架岛。后来才借用中古时代一个虚构的岛名巴西来代替它。

南方的新发现也是接连不断。因为贝尔博阿到达了太平洋以后，便证明新发现的这些地方还不是大家所梦寐以求的中国和印度等。因此，便打算在南方寻找到达那些地方的通道。葡萄牙人这时已如愿以偿，顺利地到达了印度，而西班牙人仍在苦苦寻找，最后仍是失望而归。

在这段时间前后，北美洲也开始被重新发现。1539年至1542年，科罗纳多经过一片峡谷区和落基山脉，前进到北纬40度的密苏里河。

但是，后来由于这次旅行遇到了重重阻力，旅行者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供应缺乏，而且收效也是甚微的，他们既没有找到金子，没有找到银子，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天然宝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们的热情渐趋低落，他们终于鸣金收兵。

南美洲的发现工作，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着并取得大得多的进展。这里不再赘述。

而非洲的发现却要迟缓得多，这个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黑人的文化状况，也增加了旅行者向内地纵深方向探索的困难，而这里所蕴藏着的金子和其他诱人的物品还是“藏在深闺人未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某种程度上，也严重地刺激了葡萄牙人重新恢复环绕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因为葡萄牙人不相信托勒密所提出的关于大地的看法——印度洋是一个由陆地环抱的内海，而是相信古代另一种关于大地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无边的印度洋。

1497年结束的时候，达·伽马回航非洲南端，他沿着东海岸前进到莫桑比克，从这里由阿拉伯领航员领过阿拉伯海，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日思夜想的目的地印度。

在这以后的20年时间里，迅速地依次发现了印度、马六甲、巽他群岛、摩洛加、中国，1452年发现了日本。

后来，当西班牙人知道了哥伦布所发现的陆地并非大家所寻找的产丝和香料的地方，即并非中国和印度，大约是一个由大海隔开的另一个新世界，这时他们也产生了一定要到达那些地方的强烈愿望。

由于环绕非洲的所有路线都被葡萄人封琐起来了，于是，西班牙人便进而尝试取道西方。

当伸入到大陆最远的地方中美洲时，他们依旧找不到通路，便只有企图在南面寻找通路，并因而发现了麦哲伦海峡。

这个有声有色的大发现时期，大约在16世纪中期结束，而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条无色透明的知识宽带现在已经围绕了整个地球。

关于我们居住的这块大地的球形说，其根源在上古时代，而这种学说最先只是数理的玄想，它所依赖的基础只是某些感官的证据，比如船在远方慢慢浮出地平线，地影所呈现的形状是圆形，太阳光线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投射角等等。

然而，这种球形说基本上是完全感官的，只能是由一次环航供给的证据。于是，把大地当作一个平板这种朴素的为《圣经》的权威所保护的见解，便仍然可以保存在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当然，有时候也保存在科学里边。

到了麦哲伦环航获得巨大的成功，大地的球形，或者至少在中纬度上成为圆形，连最浅见的人也认为确凿无疑了。

随着航海事业的高度发展，地图制作的水平也在迅速地提高。如明斯特尔的《宇宙学》里就附有不少张地图。

当然，也有单独的地图出版，其中有一部分是大地全图，比如西班牙领航员制作的世界地图，1500年出版，或者如舍纳的地图和地球仪；也有一部分是个别地区的地图，如明斯特尔的海德尔堡地方图，或者如俄罗斯地图。

认为美洲是亚洲的一个大半岛这种大陆派见解的忠实信徒们，这时还提及到大地的三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美洲是整个儿的，并把它当作第四个新大陆，从而谈到了大地的四分。

新大陆也被作为一个特定的名称，确定了下来。然而，也许冥冥之中，有个命运在默默地操纵着一切，“新大陆”并没有用他的发现者哥伦布的名字加以命名，却用了另外一位意大利学者亚美利哥的名字，因为是他发表了关于“新大陆”被发现的第一个详尽报告。

直到中世纪晚期仍然局限在大地较小部分的地图，到了近代，已经迫切地需要伸展到除了南极北极以外的整个地球。这是地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较好的地图投影也由此而产生，而且许多致力于地理科学的学者们也在努力地想做好这件事。

在这个时代，运用天文方法来确定地点，因使用了所谓的象限仪也变得更加稳妥了，但是，比如在经度的确定方面，还是常常容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而船夫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所采取的航线，较以前来说，要变得安全多了，也稳妥多了，因为这时候有了罗盘的辅助，而且测程仪也在航海上开始大量使用。

到了近代，波尔兰托图法的精确性也开始转移到海洋方面，并且加以运用，不过，由于技术和方法上的原因，它所含有的误差，随着距离的扩大自然也同样增大了。

在这一时期，主教贝姆博士于1495年已经弄清了埃特纳火山植物的高度分布。而达·芬奇，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由海贝壳化石的出现推断山是由海中隆起的。并且认为峡谷的生成主要是由于河流的侵蚀，而河流又把带来的泥沙冲积到河口。

近代，在意大利的各个小国家中，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人口统计学也开始建立。关于国家人口的统计方法、统计过程、统计结果等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本时期最大的科学发现，莫过于哥白尼在1543年公布出来的太阳中心宇宙说，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说，完全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然而，这个学说本身对于地理的影响，一直到了下一个时期才逐渐表现出来。

古代地理学的一些主要学说，如气候带学说，也在经受着严格的检阅和严峻的考验。传统的观点认为，尽管温度是向赤道渐次增加的，再往南的高纬度又渐减，但是，炎热不可居住的地带在地球上却不存在，或者只是存在于个别地方，有居住人类可能性的也不光局限于赤道带的内部，而且还伸展到热带的外部。

在这一时期，同纬度地方的温度和一般气候的差异，也就更加清楚了，特别是一些大山脉表现出较凉的气候。

当第一批西班牙的航海家们沿着南美北岸向前航行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圣玛尔塔雪山的高处已经雪白地映入了他们的眼中，也深深地刻入了他们的心中，因此他们获得了这样的知识，这就是在热带的高山上也会终年积雪不化，这完全改变了他们从前的认识。

西方人不止一次地横渡大西洋、太平洋，这反复多次地航行，使得他们认识了中纬度地区的信风及在中间的一个无风带，以及高纬度地区的西风，而取道印度洋的航行使他们重新取得了关于季风的知识。

当西方人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地处热带的非洲地区的时候，那一望无际的茂密的热带植物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所有其他的三个大陆，亚洲、非洲、美洲，西方人都认识了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这一方面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的精神乃至灵魂都为之一振。

古代以及中古时代的大地形象，除了那些有人烟的地区以外，完全都是假设出来的，是一种虚拟。

而到了近代，至少在中部地带，一种尽管多少有些粗糙但就主要的轮廊看却是可靠的知识，彻底代替了以前的假设。

哥伦布对于新大陆的发现，乍看起来好像是验证了托勒密等人的见解，按照这个见解，亚洲向东方伸展很远，而哥伦布远航了三次，还是没有能够抵达亚洲。

然而，由于太平洋的被发现和麦哲伦横渡太平洋，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新大陆是单独存在的，从而把亚洲的东界向西推向了整个太平洋的宽度。

在这一时期，北部、南部以及各个大陆互相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搞得还是不大清楚。而大陆派和海洋派关于大地的看法的论战，依旧硝烟未散，征战不休。

有一些地理学家相信，在大西洋的北方欧洲和北美洲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而绝大多数地理学家则相信，在大西洋的北方欧洲和北美洲，是互相连接的，北美海岸的西北走向和亚洲海岸的东北走向看来是有助于这一见解。

而后一种见解，教会更是情有独钟，因为只有这种见解才可以和一切人类出于亚当的说法相容。

但是，事隔不久，大约在1566年，在地图上便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把欧洲和北美洲分开的海峡，这就是阿尼安海峡这个谜一样的名称，这使得教会极为不快。

还有一些人主张北美洲在北部缩小为尖形。同南美洲和非洲的南部相类似，比如打开西北通路的希望，便是随着这种见解而来的。

在南方，回航了南美、非洲以及亚洲，因而确定这三个大洋的水是互相连接的，但是，在美洲的南部见到了火地岛，在亚洲的南面见到了澳大利亚，并且因为承认澳洲大陆的思想，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于是把它当作亚洲的分支，古代地理学的一派就曾经假定存在这个大陆，从而来保持地球的平衡。

尤其使人感到兴趣盎然的是，那些发现者，以及他们的随从，或者他们的朋友的信件和日记里面，记录着航海的过程，航海的酸甜苦辣，以及航海的故事。

哥伦布的日记是在他死后才发现的，后来，他的一位朋友，没有多久便把发现的情况报告给教皇，然后报告给大众。

在西方近代，系统地叙述地理学全部领域的著作，内容最广泛的最大的，是明斯特尔的《宇宙学》，1544年出版，这一部宏篇巨制，曾被译成多种文字，总共出到44版之多。

在他的书中，欧洲，尤其是德国，讲得非常详细，别的大陆则比较简短，而且地方的一些自然情况也比较简略，整个纯历史的部分穿插在其中，但是，它对地理学的贡献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大浪淘沙见真金，千古英雄随江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