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化学系的“叛徒”

真的可以用上一句老话“日月如梭”，1957年我跨进北京大学校门，如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北京大学的那些日子里，只要看一下我的裤脚管，就知道是化学系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我几乎没有一条长裤的裤脚管上不是布满小洞的。化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化学系的学生们成天泡在实验室里，跟酸呀、碱呀打交道，一不小心，酸液、碱液就在我的裤脚管上留下“印章”——一个个小洞孔。

如今，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而我却一直难忘在那座充满各种怪味的化学楼里度过的日日夜夜。

我从小喜欢文学，十一岁就开始在温州发表诗作。高中的时候，我企盼着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我心目中的理想，是当“无冕之王”——记者。在温州同一幢大楼里长大，小时候常跟我下陆军棋的朋友——戈悟觉，在我之前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可是，他给我来信，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1957年只招五十名，而且有一半是“调干生”。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招二十多名新生，一个省摊不到一名。我对北大文科其他的系没有兴趣，而我又非要考北大不可，于是，我从文改理，改考北大化学系。

我选择化学系，多半是因为姐姐学化学。父亲听说我报考化学系，很高兴，他说：“念化学好呀，将来可以做肥皂、做雪花膏，总有一碗饭吃。”就这样，我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好在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被录取了。

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念了六年之后（当时北大理科六年制），我没有去“做肥皂、做雪花膏”，只在上海一家研究所待了一个月，就“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当了十八年编导。然后进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虽然我成了化学系的“叛徒”，虽然当时的化学系系主任严仁荫教授叹息“白教你了”，我仍怀念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度过的六个春秋，至今我的心中仍有浓浓的化学情结。

化学系是“动手派”

我在采访我的同乡、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的时候，曾经问及，为什么温州出了那么多的数学家——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是温州人。苏老回答说：“学物理、化学，离不开实验室，而学数学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那时候温州太穷，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学习数学。”

确实，实验室是化学的阵地。一进化学系，老师就教我做化学实验的技巧。比如，用煤气喷灯烧弯玻璃管而保持弯角的圆滑，用空心钻在厚厚的橡皮塞上打出又平又直的圆孔，诸如此类都是化学系学生的基本功。后来，我在五年级进入光谱分析专业，必须用车床在碳电极上车出平整的圆坑，要在暗房里熟练地把谱片进行显影、定影。可以说，化学系的学生必须是“动手派”。

大约是受到化学系这种“动手派”训练的影响，我的“动手”能力从此大为提高。当朋友见到我拿着电钻在墙上钻孔，看到家中的三个水斗以及自来水管之类都是我自己安装，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我说：“我是化学系毕业的呀。”至于电脑的修理、自己安装电脑的操作系统之类，同样是“动手派”的成果。

有一次，我在做实验时，把坩埚钳头朝下放在桌上，傅鹰教授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讲，把钳子啪的一声翻过来，钳头朝上。然后只问我三个字：“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道：“钳头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脏东西。再用坩埚钳夹坩埚时，脏东西就容易落进坩埚，影响实验结果。”他点点头，笑了，走开了。虽然这次他只问我三个字，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不论做什么实验，总是养成把坩埚钳、坩埚盖之类朝上放在桌上的习惯。后来，就连烧菜的时候，取下锅盖，也总是朝上放在桌子上。

化学实验室里辟有专门的天平室。所有的天平都安装在坚实的大理石桌面上，即便汽车从化学楼附近驶过也不使天平抖动。每架天平都安放在一个玻璃柜里，使用时只需拉开一扇玻璃。我总是屏着呼吸称样品，以免吸气、呼气使天平晃动。1958年，各地急需一批化验员，以分析铁矿石的含铁量、煤的含硫量。化学系师生奉命前往各地举办化验员训练班。才念二年级的我被派到湖南去。在山区、在农村，哪里买得起高精度天平？“动手派”出奇招，想出巧办法，用一根钢丝就解决了问题：先在钢丝的一端挂了一块砝码，弯曲到一定的程度，画好记号。然后把样品挂上去，同样弯到那个记号，就表明样品的重量跟砝码的重量相等。如此低廉简易的工具，精确度并不低于化学楼里那些昂贵的天平。

经受严格的科学训练

北大注重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按照当时的化学系学制，前三年学化学基础课，四至五年级学专业课，六年级做毕业论文。

化学基础课有微分学、积分学、解析几何、概率论、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结晶化学、物质结构、高分子化学、化学工艺学、无线电基础、放射化学。

四年级时，我分在分析化学专业。分析化学专业课有电容量分析、极谱分析、稀有元素分析、有机试剂、光度分析、仪器技术、化学分析法。

另外，还有公共基础课——俄语、英语、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

上了两年专业课之后，在六年级那一年做毕业论文，我是在一台Q24石英中型摄谱仪旁度过的。我当时学的是光谱分析。这个专业总共三名学生，其中除我之外，另两名是从外校调来的进修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纯氧化钽中杂质的载体法光谱分析》。光谱分析是年轻的专业，老师也都是年轻人。我的导师原本是余先生，他刚跟我谈了一次话，就到东德（当时叫“民主德国”）留学了。接替余先生的便是李安模老师，他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后来在1995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这样，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李安模老师的指导下，从查阅英文、俄文文献开始，然后设计实验方案，直到实验结果分析，写出论文，完成论文答辩。这一步步科学程序，使我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www.daowen.com)

我的实验室在化学楼对面的地学楼二楼。每当我用光谱仪摄谱前，总是先戴好墨镜，以防强烈的光线刺激眼睛。我还要打开光谱仪上的排风机，因为在摄谱时会产生气味刺鼻的臭氧。拍好谱片之后，便到旁边的暗室里显影、定影，然后再用测谱议测量光谱强度。当时，我试验了上百种化学物质，以求寻找到一种催化剂（载体），提高光谱分析的灵敏度。我在实验中发现，卤化银能够明显提高光谱分析的灵敏度。在卤化银之中，以氯化银的效果最佳。我第一次感受到科学发现的快乐和兴奋。

对于这一发现，李安模先生也非常高兴，给予肯定，并要求我对于卤化银为什么能够提高光谱分析灵敏度的机制进行探讨。我的毕业论文《纯氧化钽中杂质的载体法光谱分析》全文一万多字，1963年夏日在化学楼底楼的大教室里通过答辩之后，我便拿到烫着金字的北京大学毕业文凭，分配到上海。1964年，在中国化学学会分析化学学术会议上，李安模先生宣读了这一论文，并于同年收入《中国化学学会分析化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署名是“李安模，叶永烈（北京大学）”。这篇论文正准备全文发表于权威性的《化学学报》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化学学报》停刊，论文未能全文发表。

尽管毕业之后我“背叛”了化学，但是严格的科学训练使我在文学创作中受益匪浅。我的采访、对于种种史料的查证、辨伪功夫以及对于众多资料井井有条的管理，便得益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科学训练。

化学深刻影响我的创作

化学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创作之路。

在化学系上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十万个为什么》迄今发行量超过一亿册。倘若我念的是中文系，那就不可能写出《十万个为什么》。

在化学系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三百万册，而如今取名于这本书、经我授权的“小灵通”手机，用户超过一亿。倘若我念的是中文系，同样不可能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尽管此后我的创作转向小说、散文和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化学仍给我以启示，以帮助。

当代文学是与现代科学紧密相关的。六年的化学熏陶，使我在文学创作中遭遇科学问题的时候迎刃而解。

我在美国硅谷采访的时候，有人问起港台为什么称之为“矽谷”？我做了关于“硅”与“矽”的“化学说明”：

硅是一种化学元素的名称，即“Si”。在化学上，凡是金属元素都写成“金”字旁（例外的是汞），而硅写成“石”字旁，表明是非金属元素。硅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次于氧，占地壳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六。我们脚下的大地的重要成分便是硅的化合物——二氧化硅。石英，就是很纯净的二氧化硅。从二氧化硅中可以提取纯硅。纯硅是钢灰色的八面晶体。纯硅晶体切成薄片，便称“硅片”。如今各种集成电路，其实就是用硅片做成的。正因为这样，硅成为高科技的“主角”。

硅的中文名字，原本命名为矽。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把“矽”改称为“硅”，原因是“矽”与另一化学元素“锡”同音。这一改称，应当说是很正确的。这么一来，在上化学课时，老师原本说到“二氧化矽”，跟“二氧化锡”分不清楚，必须在黑板上写一下，学生才明白。改称之后，“二氧化硅”“二氧化锡”不同音，也就没有那样的麻烦了。

然而，台湾不改，尽管他们也知道把“矽”改称为“硅”是正确的——这诚如简体字比繁体字书写要方便得多，中国大陆采用简体字，台湾仍沿用繁体字。那时候的香港，沿袭台湾的习惯，所以在香港也仍称“矽”。

“硅谷”与“矽谷”的差异，也就是这么来的。

倘若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也就不会讲出这么一番“化学道理”。

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采访时，参观那里的水质化验室。我一进门，就认出眼前的一台仪器是摄谱议，使接待方感到吃惊。当他们知道我是“化学出身”，于是在谈论自来水杂质的含量“ppm”（即百万分之一，亦即10的负6次方）之类的时候，就用不着向我做解释了。

同样，近年来的种种新闻，诸如关于红心鸭蛋的“苏丹红”，导致俄罗斯间谍利特维年科之死的“钋”，美国查出中国多种牙膏的“二甘醇”过量，还有什么“硒含量”“锌含量”“铝含量”等，我一下子就能明白。我非常关注俄罗斯间谍利特维年科之死，酝酿着以这一扑朔迷离的事件在“钋”的背景中展开，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言而喻，倘若我不是出身化学，也许就不会着手这样充满化学氛围的间谍小说的创作。我也关注2018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最新长篇小说《碲钉国》——这样晦涩的化学书名使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我却非常喜欢，尤其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

当然，我也有不明白的时候：理发店张贴的“负离子烫发”“游离子烫发”之类，令我百思不解。在我看来，那只是挟化学之“高深”来“蒙”顾客的一种商业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