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验与教训表明：我国用水需求的预测一直处在过于“超前”状态，过去许多部门的预测结果都已经或将被证明是明显偏大的。

对于全国用水需求量，20世纪80年代初水利部门预测2000年为7096亿m3，国土部门预测2020年为10000亿m3；1994年《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预测2000年为6000亿m3，2010年为7200亿m3。而2000年全国的实际用水量仅为5531亿m3，表明上述预测结果是明显偏高了。

对于区域用水需求量的预测，以山西省为例：“七五”期间，当时山西省的缺水现象确实很严重，水利部门根据多次预测得出1990年的需水量为72亿～76亿m3，2000年为90亿～100亿m3；而实际情况是，1990年和1994年的用水量仅为54亿m3和63亿m3，按可比口径计算，预测的1990年需水量比实际用水量高33%～41%。

对于城市的用水需求，尤其是工业用水需求量，以往的许多预测也是明显偏大的。如建设部“城市缺水问题研究”报告中以1993年为预测基准年，采用用水增长趋势分析法，利用指数曲线模型，预测2000年全国城市的工业需水量将达到406亿m3，年均增长率为4.9%，生活需水量将达到218.4亿m3，年均增长率为7.9%。预测时的背景情况是：1986～1993年工业用水量由191.6亿m3增长到了291.5亿m3，年均增长率达6.2%，生活用水量由70.7亿m3增长到了128.3亿m3，年均增长率达8.9%，而预测中所采用的工业用水增长率参数和生活用水增长率参数都低于1986～1993年的统计值，显然在当时很难发现工业需水量预测偏大的问题。又如北京市，曾预测1995～2000年市区工业需水量将以年均6%的速度递增，而实际上从1989～1997年，北京市区的工业用水量非但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2.5%。

随后发生的事实是，1994年全国城市工业用水量达到了313.6亿m3，比上年增长了7.6%，实际增长率高于预测的情况，但其后即呈现出了稳中有降的趋势，至2000年工业用水量降到了227.9亿m3，仅相当于预测值的56%。如果当时没有先入为主的坚持我国“正处于全面高速发展时期，对水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加大”的主观认识，就可能细心地发现工业用水量已呈现低速增长，零增长的趋势随时都会出现。为此应把1986年以后的工业用水量变化曲线划为两个阶段加以分析，一是1986～1989年工业用水量由191.6亿m3增长到283.0亿m3，年均增长率13.9%；二是1989～1993年工业用水量由283.0亿m3增长到291.5亿m3，年均增长率只有0.7%。这样就有可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即工业用水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www.daowen.com)

预测偏高的情况在国外也曾发生。美国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在1968年的报告中，预测2000年、2020年全国总取水量将在1965年3725亿m3的基础上分别增加200%和407%，达到11116亿m3和18900亿m3。但到1975年他们意识到如此高的用水量将无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于是作了第二次评价。这次预测综合考虑了水污染、水资源量等多种环境因素，决定大力推行节水措施，预测2000年总取水量为4569亿m3，与1975年4511亿m3的实际取水量基本持平。这个预测结果和美国目前的实际取水量十分接近。

我国在需水量预测方面也有较为成功的经验。如1987年在制定“北方缺水7省（市）长期供求计划”时，柯礼聃曾以人均综合用水量定额法预测全国需水量2000年为5500亿m3，这一预测结果与实际用水量非常接近。

实践证明，在缺水的情况下，往往对缺水量的估计和预测偏高。如对山西省需水量的过高预测，曾导致万家寨引黄工程的近期规模偏大。拟议中的其他调水工程应引以为戒。

造成需水量预测偏高的基本原因是：主观上对经济发展和用水需求的客观规律没有认识清楚，误以为随着经济发展，用水量也必然不断增加。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污染防治和水价提高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用水定额指标会缓慢下降并最终趋于稳定。一些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用水量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事实证明了上述认识的片面性。客观上，有些预测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前所述，万元产值需水量定额法就存在明显缺陷，若继续以此为基础进行预测，则可能重蹈覆辙。因此，我们在认识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城市几十年来总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与用水人口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城市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人均生活用水量指标相对稳定及变化趋势比较明显等特征，将人均综合用水量定额法作为基本预测方法，并以关键因子相关分析法和用水增长趋势分析法作为辅助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校核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