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得以总结。三网融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不能斩断同传统广电业与电信业发展历史轨迹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它的发展方向既同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实践相关，也同变化中的行业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相关。在如此多维的脉络之中，三网融合就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新技术发展的产物，而要看到它也是中国广电业、电信业乃至整体经济在高度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转型要求。因此，本书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广电业与电信业从分营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二是对这一转型过程和后果进行评估。“公共服务”就是对其评估的重要依据，它既从历史中来，也肩负着克服现有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使命。所以本书的研究并不从实践中的当下开始，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分析，也摈弃了发展主义的线性思路，而试图以整体性、结构性的分析视角来观照实践。

在对中国广电业与电信业历史发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到“国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一角色与作用有所不同。“国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发生变化，因而对“公共服务”问题讨论的难点在于历史与实践的复杂性——国家既不必然保护公共利益，也不必然侵蚀公共利益。国家既不是铁板一块，也要与其他社会要素互相作用，所以本书认为，国家/市场、国家/公共等简单的、先验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不成立，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怎样的国家能动性能有助于实现有效的公共服务。

因此，分析既需要置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又需要置于全球关系的变动之中。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广电业与电信业都经历了革命与后革命、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既紧密地参与了国家建立与建设的过程，又深刻地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变局，既深度地嵌入国家政治格局，又深度地卷入了信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进程。

具体来看，广电业与电信业从分营到融合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对“公共服务”的改造过程。本书前几章已经从国家内部的视角对这个不同程度改造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分析，但还不足以回答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以后类似的改造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将原有的“公共服务”认知注入市场化的内涵，以“消费者”替代“人民”，以及怎样看待这种全球性的相似性。这就需要既包含国家内部的分析视角，又需要将其置于国家间以及国家所共同置身的世界环境，即全球化。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都恰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发生于本地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世界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80]

全球化是一个多面向的现象，其指向之丰富使得对其定义或者较高程度的概括都几乎不可能。而事实上，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的确存在较大分歧，甚至这个概念本身是否成立都颇具争议。但无论如何，至少它提供了重新思考和审视全球秩序的机会，提供了超越民族国家内部的视野，虽然这种视野本身又需要返回民族国家内部进行检验。

当然，历史地看，超越民族国家内部的视野并非不曾存在过，在全球化理论范式之前的帝国主义范式就着眼于分析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按照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的说法：“到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笔者注：即媒介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已经不再是国际传播争论的重点。这种衰落归咎于它们在政治和学术领域两方面的失败，以及80年代左派观点和行动的大举撤退。全球化的概念无疑替代了帝国主义范式成为国际媒体研究的主流。”^[81]但实际上，媒介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与理论范式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为丰饶的全球化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批判视角。就像赫伯特·席勒在20世纪90年代所认识到的那样，他在60年代所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到了90年代以一种看上去不同却实际上变本加厉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它已经不仅仅指一种美国现象，而是超出了美国甚至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畴，从而体现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当然，其行为仍是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82]。

本书认为，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广电业与电信业的市场化发展首先需要清理对技术发展的认识。导论里所提及的诸种技术批判理论多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技术与社会发展情形的，这并不是说这种思想到了70年代以后就失效了或者缺乏解释力，相反，它们依然有效，只是对于处理之后复杂的全球变局来说已不足够，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更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二者互为动力、互相促进。信息技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后的产物，但对于它所带来的迷思直到今天仍在延续并不断加强，附着于包含三网融合在内的广义的媒体融合普遍主义的技术话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然而，正如莫斯可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次包括信息和传播媒介在内的新技术浪潮，都会带来关于终结的宣言。……技术的修辞——戴维·奈（David Nye）所敏锐鉴别出的对技术的崇拜——是如此强大，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历史健忘症。……关于技术的确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几乎是有意的历史健忘症，尤其是与传播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83]他通过对技术史的考察认为，每当新技术出现，人们就狂热地赋予它革命性的意义，一次又一次地认为之前的历史将因此得到终结，人类将因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得到新的救赎。然而，事实上，随着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前一种新技术所带来的迷思很快就被遗忘了。如今的技术革新显然还在重复这样的神话，并且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莫斯可认为，之所以会这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在支配观念和行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力量包括提出电子乌托邦许诺的梦想家、寻找好故事的大众媒介、想与新事物沾上边的政客，以及商业、公关公司和意欲推销关于生活转变的最新许诺的广告主”^[84]。

对于新技术所产生的变革，查尔斯·埃德温·贝克（C.Edwin Baker）的说法则更为直接：“很多东西并没有改变。……人们需要好的报道，不因为数字技术而改变。我们需要可靠的新闻、质量可喜的评论，以及具有意义的文化内容。数字技术到来之后，我们创造这些东西的需要并未消除。甚至，新技术仅是在中度范围内，并且也是在特定的一些情境下，改变了我们创造这些东西的能力……虽说拜这些新科技所赐，瞬间传达是更容易了，但这些技术并没有办法押着社会大众，径自叫他们阅读、听闻或观看内容。最后，传媒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还得经由繁复的社会过程中介。”^[85]因而，贝克认为：“新科技再怎么改变，伴随市场机制而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能消解；我们仍然必须投入心力，思考我们的民主承诺。”^[86]

“民主承诺”是对“公民”而言的，“政治实现”是其核心之一。但无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欧美等国还是从中国来看，它都愈发被强大的市场逻辑改造成了一个针对“消费者”而言的概念，而这成为了信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重要前提。如菲利普·埃利奥特（Philip Elliott）所说：“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样一种持续的转换：人民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卷入社会到人民作为消费单位卷入一个法人世界（corporate world）’。”^[87]因此，虽然“公民”与“消费者”不乏重合之处，但它的“区别”之处才是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我们追求公共服务的缘由。

关于这一点，贝克的解释很充分，他认为即使接受“新技术必然增加多元、必然让个人更有选择，也必然可以让质量良好的传媒产品得到更丰富的生产机会，也更能有效地发行”的假说，也至少还有两个理由不能让人释怀：“第一，许多文化或政治上相当有价值的传媒内容，其生产费用高昂……除非人们花用在传媒上的金钱（与时间）大举增加，否则新出现的、专门诉求特定群体或个人的传播内容，就得将其营收及受众分摊得更为稀薄，并且很有可能稀释到了太薄，以致根本无法回收，也就无法支持社会上有其价值，但却得有高昂成本才能支撑的内容……‘毁灭式竞争’势将减少消费者福利。……第二，若是每个人真的都拥有了个人化传媒内容，那么势将从另一个层面引发我们的关切——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关切名之为负外部性，或称之为民主威胁。……由于个人独来独往、完全个人化，很有可能限制了乃至于消灭了所有人共享的公共领域论述。……由于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之成本减少了，由于传递输送的成本减少了，这就使得个人化与片面及零散化成真了，于是就破坏了整体公共领域的运作，也破坏了找寻共同基础的论述。”^[88]

中国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这或许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中可以得到印证。历史地看，在20世纪之初（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时，“国民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可兑换性而在财政政策上牺牲自治权的开放做法”就证明了当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89]。同时，这场经济大萧条与“二战”之间深层次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以战争的方式卷入资本主义攫取世界市场的行动之中。后来，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在近30年内的时间里改写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滞胀，而中国后来也以改革开放的思路拒绝了之前的实践道路，树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二者因“市场”成为双方共同的救赎（即使救赎的意义和方式不完全相同）并以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方式联结在了一起。而后来无论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产生了连锁反应也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进行了拯救也好，都反复验证了全球市场的存在。

然而，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文化过程，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与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不无关系。只不过，并无证据显示它们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所以可能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新自由主义伴随和推动了这个过程。

按照雨果·雷迪斯（Hugo Radice）的说法：“全球化主要关注贸易、外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这又大大增加了国家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隐退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政策则明显转向了所谓关于货币和财政紧缩、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90]阿莱让德罗·科拉（Alejandro Colas）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既作为理论也作为政策——可以被解释为对于1973年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一种反应，而它又反过来加深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跨国趋势。”^[91]

阿莱让德罗·科拉进一步指出，那种认为“全球化包含一种同质化过程或者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趋同化”的主流观点是一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所提出来的。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级。例如，外国直接投资（FDI）经常被用来作为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一个标志。确实，在过去的30年中，FDI的流动获得了显著的增长，然而它们过多地集中于欧洲、东亚和北美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体”^[92]。

具体到中国实践，如赵月枝所说：“中国国家的再造，中国传播产业的重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规范的基础之间的重新连接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全球政治经济广泛转型的一部分。”^[93]聚焦到传播业，她认为：“中国在重塑或者重新规制传播业方面的国家角色和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适应过程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重新建立传媒产业与消费者文化、符号的全球潮流之间的关系，以及优先沿海地区再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扩张方式。”^[94]

而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以开放市场作为入世承诺表现在传媒领域既包括外资媒体以各种方式的渗入，也包括中国内部“以商品化、产业化、集团化、资本化和全球化为中心的传播文化产业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95]。而在电信领域，“从外部来看，外国政府将要求中国向外资开放电信服务市场作为其进入WTO的关键条件之一，这给了国内一些自由主义的力量一个绝佳的机会把电信业推向更加市场化的改革”^[96]。

加入WTO既给了外部力量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也给了中国力量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根据丹·席勒的观察：“中国媒体的内容与硬件行业以及中国的媒体广告人，正在建立跨国的分支机构，并利用它们来扩展和改造国内市场，其动作十分迅速。”^[97]而中国的电信业在扩张国际市场和资本的表现则更为明显。在席勒看来，“电信网络作为一种关键的协调机制，起着协调分散的企业生产和分配链条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它们还构成公司加速跨国化的基础设施”^[98]。因而，他认为诸如中国网通（笔者注：2008年前，电信运营商尚未重组）接管亚洲环球通信公司这一地区网络，“反过来应该被认为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实力，而且表明了中国经济打算参与跨国资本主义结构重组的意图”^[99]。

然而，就中国在整个信息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丹·席勒认为：“通讯和信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它的快速扩张表露了资本抗拒经济停滞和利润下滑的需要。第二个源于同样动力的增长引擎，则是围绕把中国重新纳入跨国市场体系而运转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增长极相互关联，它们交叉融合所构成的整体，远远大于其部分之和。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信息和通讯领域不仅得到实质性表现，而且表现得纷繁复杂。另一方面，就像《经济学家》（Economists）指出的那样，外国制造商进入中国的趋势‘支配着从钢材到芯片的所有东西的全球价格’，因此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持续存在的过度生产问题。让人无所适从的是，这两个增长极的成功开拓有可能再次引发经济危机，而这种危机恰恰又是推动它们自身以往发展的动力。”^[100]

除了新自由主义的伴随和推动以外，也需要将全球化放置于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中来看待。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内部甚至包含许多相互矛盾、冲突的因素。但参照加汉姆的观点，无论如何看待，现代性的转变都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专业化或社会劳动分工在所有社会领域的日益加剧，而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虽然经济专业化可以使其他社会形式称为可能；（2）普遍的社会调节组织的发展，尤其是追随帕森斯（Parsons）的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些金钱和权力的媒介的发展（一个是市场关系的普遍化，另一个是官僚政治国家形态和法律体系的发展）；（3）那些有时被称为‘世俗化’的现象这样来描述更为准确：它们是批判理性主义的文化和相关的‘科学的’世界观的主导地位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传统信念，特别是宗教世界观的衰落。”^[101]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102]“工业主义的全球化运作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大机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工业主义的影响，并非简单地仅仅局限于生产的范围，而且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一般特性。”^[103]

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则强调了“多元现代性”的存在：“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却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104]。不过，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多元现代性更多地表现在文化领域，而在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趋同性。

“现代化”是对“现代性”采取的乐观立场。对于中国来说，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个古老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史。“现代化”便是这样一个转变的诉求方式，只是不同历史阶段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思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现代化”这几个概念统合在了一起，这种强大的合力使得无论是对哪个概念的实质反思都变得非常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展主义之于当代中国来说无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学术领域都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甚至某种意义上主导的叙述逻辑，但追问“公共服务”也正是这种情形之下所引发的现实考量。这种考量并不是反发展的，但却也不是完全依靠发展主义的路径就能够实现的。任何发展思路和方案都需要经受来自目标与代价的拷问，“公共服务”便是评估一个社会发展目标与代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新的”等同于“进步”。越新的越好，最新的就是最好的。而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单向递进的逻辑遮蔽了太多现实的复杂性，尤其遮蔽了并不平等的人类社会关系。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结盟运动就致力于重建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其努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克布赖德委员会（Mcbride Commission）发布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One World）。然而，40年后的今天，当初不结盟运动所致力于反抗的全球结构不仅没有被消解，反倒变本加厉地存在，而当初无比艰难地发出的多种声音，今天却更加难以被这个世界聆听到。中国，既是当年反帝斗争的重要战场，也是如今资本争夺的重要市场。如何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中审视自我并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课题。历史研究的意义在这里，讨论“公共服务”的意义也在这里。

【注释】

[1]部分内容参见石力月：《媒介融合中的市场逻辑与公共考量——以中国广电业与电信业的融合发展为例》，《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美］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甄春亮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3]［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4]［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5]［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6]［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页。

[8]王小强：《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广播电视信息》1998年第12期，第5页。

[9]同上书，第10页。

[10]同上书，第15页。

[11]同上。

[12]吴贤纶：《对“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的质疑》，《广播电视信息》1999年第3期，第10页。

[13]吴贤纶：《对“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的质疑》，《广播电视信息》1999年第3期，第17页。

[14]吴贤纶：《对“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的质疑（续）》，《广播电视信息》1999年第4期，第11页。

[15]吴贤纶：《对“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的质疑（续）》，《广播电视信息》1999年第4期，第11页。

[16]同上，第12页。

[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82号文件，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70494。

[18]吴基传等：《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6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书，第367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第六章第二节，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699.htm。

[2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82号文件，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70494。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第一章，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699.htm。

[25]吴基传等：《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

[26]同上书，第423页。

[27]《前车之鉴——美国电信业的2000—2001》，《人民邮电报》，http：//www.cctime.com/html/2007-12-3/2007123930272920.htm。

[28]同上。

[29]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30]王孝明、蒋力、姚良、刘惠清《：三网融合之路》，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1]同上书，第11页。

[32]《2014年有线电视全行业收入不足电信业8%：专家抱怨原始积累少》，http：//www.c114.com.cn/swrh/1991/a888819.html。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五章，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68766.htm。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五章，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68766.htm。

[35]见《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62/n1146650/c3074002/content.html。

[36]洪宇《：改革开放四十年——技术政治与中式现代化》，微信公众号“河阳乡村研究院”2018年7月14日。

[37]OFTEL Strategy Statement：Achieving the Best Deal for the Telecoms Consumers，January 2000，p.3.

[38]Maria Michalis，“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2002（8）：81.

[39]OFTEL Strategy Statement：Achieving the Best Deal for the Telecoms Consumers，January 2000，p.3.(www.daowen.com)

[40]The Communications White Paper，2000，pp.1—2.

[41]Ibid.

[42]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英国政府通信白皮书》，顾芳、李澎、王宇丽、熊杰、赵剑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43]同上书，第60页。

[44]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英国政府通信白皮书》，顾芳、李澎、王宇丽、熊杰、赵剑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45]同上书，第57页。

[46]同上书，第63—64页。

[47]同上书，第71页。

[48]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英国政府通信白皮书》（2000年12月），顾芳、李澎、王宇丽、熊杰、赵剑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49]Tony Sampson，Jairo Lugo，“Technological or Ideological Convergence？How the Concepts of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are Displacing Public Service Commitment in the New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 Public Policy of the UK，”RIPE@2002 Conference，pp.17—19.

[50]Ibid.，p.22.

[51]Communications Act 2003，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3/21/contents.

[52]Ibid.

[53]Ibid.

[54]Seamus Simpson，“Universal Service Issues in Converging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s：the Case of the UK，”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04（28），p.234.

[55]转引 自 Seamus Simpson，“Universal Service Issues in Converging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s：the Case of the UK，”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04（28），p.241。

[56]转引自Seamus Simpson，“Universal Service Issues in Converging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s：the Case of the UK，”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04（28），p.241。

[5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http：//www.gov.cn/test/2009-09/24/content_1425447.htm。

[58]《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1月，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206/P020120612484952635717.pdf。

[59]赵何娟：《三网融合已僵死？》，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4-02/100244492.html。

[60]《广电系国网能干什么？》，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5-28/100683774.html。

[61]《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组建方案进入审批阶段》，http：//www.tvoao.oom/special/gwgs/。

[62]《直击国网公司挂牌（1）：赵景春谈定位、理念和开局工作思路》，http：//www.sarft.net/a/165505.aspx。

[63]同上。

[64]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4页。

[65]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3页。

[66]高广信：《国网梁晓涛：互联网化的有线网络是又一个产业的“太平洋”》，http：//www.sarft.net/a/173041.aspx。

[67]《国网成立一周年，赵景春展望工作（附全国有线网络整合时间表）》，http：//www.dvbcn.com/2015/05/28-117580.html。

[68]《三网融合推广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4/content_10135.htm。

[69]《国网成立一周年，赵景春展望工作（附全国有线网络整合时间表）》，http：//www.dvbcn.com/2015/05/28-117580.html。

[70]《和时间赛跑的一年全国的广电网络都在忙两件事》，http：//mt.sohu.com/20160131/n436467200.shtml。

[71]《和时间赛跑的一年全国的广电网络都在忙两件事》，http：//mt.sohu.com/20160131/n436467200.shtml。

[72]路红梅：《注册成立1 096天，国网折腾了些什么？》，http：//www.tvoao.com/a/188302.aspx。

[73]《国网成立一周年，赵景春展望工作（附全国有线网络整合时间表）》，http：//www.dvbcn.com/2015/05/28-117580.html。

[74]《2017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18年6月，http：//www.gapp.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79318.shtml。

[75]参见陈群：《农村有线电视现状与发展》，《科技向导》2010年第26期，第134页。

[76]姬德强：《从“模式”到“实践”：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第71页。

[77]《现场！梁晓涛谈国网公司要做的六件事》，http：//www.sarft.net/a/173619.aspx。

[78]同上。

[79]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4页。

[8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81]［英］科林·斯巴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刘舸、常怡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82]参见［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页。

[83]［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84]同上书，第109—110页。

[85]［美］查尔斯·埃德温·贝克：《媒体、市场与民主》，冯建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55页。

[86]同上书，第354页。

[87]［美］彼得·戈尔丁、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88]［美］查尔斯·埃德温·贝克：《媒体、市场与民主》，冯建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59—360页。

[89]参见［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孟凡礼、尚国敏译，唐磊校，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90]［英］雨果·雷迪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91]同上书，第98页。

[92]阿莱让德罗·科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93]Yuezhi Zhao，“Neoliberal strategies，socialist legacies：communic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Paula Chakravartty，Yuezhi Zhao，Global Communications：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p.34.

[94]Ibid.，p.35.

[95]赵月枝：《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新闻大学》2006年第4期，第1期。

[96]Yuezhi Zhao，“‘Universal Service’and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Miracles：Discourses，Practices，and Post-WTO Accesstion Challenges，”Info，2007（9），p.109.

[97]［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结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98]［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结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99]同上。

[100]同上书，第298页。

[101]［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李岚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0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103]同上书，第67页。

[104]［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