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执政党，因而接管了之前存在的各种性质的广播电台。然而，此时的国内环境已与战时有了很大的不同，广播在战时所负担的职责也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1950年，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者会议，讨论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发展问题，为广播电台确立了‘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为主’的方向。”^[41]

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建立了电视台，但是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却很难有机会收看电视。一方面，由于电视机的难以获得（既价格昂贵也鲜有渠道购买，因为当时黑白电视机在国内只有国营天津无线电厂生产，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国产彩色电视机，进口电视机就更难获得了）；另一方面，电视传播相关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条件还比较薄弱，无论是其信号的覆盖面还是传输设备、通道都相对有限。因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之间，还是以广播传播为主。

建国初期，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主要是有线广播站通过有线广播喇叭传播的方式来进行信息传播的。邓炘炘指出，这种集体收听的方式使得听众处于被动地位，广播播什么，听众就得听什么^[42]。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些简单化，还是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来看待。

对于共产党来说，广大农民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之一，因而对于其所建立的国家性质中被表述为阶级基础的一部分。从具体实践来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革命时期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一系列重要改革和实践，有效地动员了农民，使得他们积极支持革命，这也构成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意涵。

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诞生于土地革命初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将其表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而究竟如何理解“群众路线”？它到底只是个抽象的口号，还是真实的实践过程？对此，王绍光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当今对公众参与政治模式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要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43]

按照王绍光的分析，群众路线与西方决策过程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里，清晰的决策阶段并不存在；整个决策过程被看作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过程，由领导与群众的不断互动组成。第二，群众路线模式的首要条件是决策者具有群众观点，而这个条件必须在任何具体决策前形成，并在与群众的不断互动中深化。第三，与其他任何模式相比，群众路线模式对群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重视，要求形成密切的干群关系。第四，在群众路线模式里，决策者的角色并不是拍板者，因为他们做出的决定还得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以期未来的决策更加正确。总之，群众是群众路线的主角。”^[44]

具体到传播实践来看，王维佳将这种群众主体的互动循环路线概括为：“编辑、记者们深入群众，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种惯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他们一方面强调驻村，通过调查研究呈现基层实际状况，一方面要参加基层的生产劳动实践，熟悉农民的生活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同时，他们也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员，且要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现代文化和科学知识。这些意识和政策造就了一种疏异于当代新闻实践的独特劳动过程。……群众路线还使得新闻传播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正式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这不仅体现在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从业者参与生产劳动和深入农民生活，还体现在大量普通劳动者以‘通讯员’等身份参与到新闻实践当中。”^[45]

同样的状况在工人群众中也是一样。例如，1949年1月5日，新华总社发布了“关于组织工人群众写作的意见”，该意见对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晋绥总分社提出：“解放区的工业和工人数量日渐增多，但至今很少介绍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活动的有价值的材料，尤其缺乏他们自己的作品。这对于代表工人阶级的报纸和广播是很大的缺陷。希望你们调派若干得力记者，专门从事工厂、矿山、铁路的采访，在工人群众中组织通讯网，发动他们自己写稿。写作内容可以比较宽广，但主要应该着重于具体地反映工人的生活、学习、劳动生产、工会活动、互助团结、福利事业、今昔的比较、革命的觉悟、对敌的斗争等。写作形式也可比较多样，如新闻报告、日记、书信、谈话、故事、诗歌等形式均可。这些作品除在当地报纸、刊物发表外，并可选择口齿清楚的工人到广播台亲自播讲。其中内容充实生动的，可发给我们。每个总分社每两星期至少供给一篇，供总社文字广播和语言广播之用。在有专门工人出版物的地方，这一组织工人群众写作的工作，可与他们结合着一同进行。望你们将这一工作的执行经过和结果，经常告诉我们。”^[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于这个经由艰苦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来说，如何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维持和调动农民、工人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性与积极性，就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头等大事。而大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正是建国后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单套用“魔弹论”或者单向传播的框架对它进行解释。关于这一点，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讲得很清楚：“广播是现代化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普及农村广播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农村广播网，第一，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可以及时地、广泛地向农村居民传达、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指示、决议和法令。通过广播，在几百里甚至几千里地区内，所有的人可以同时听到这个传达或讲话，而且听得周全，比一层又一层的传达省事、省钱、省时间又不耽误生产。第二，通过广播可以传播生产知识，交流生产经验，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提高生产积极性。有时有了紧急任务，还可以进行全面动员。比方要防汛、防洪、防止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打击，一广播，所有的人都动员了。第三，可以经常向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农民坐在家里，就能知道国家和世界的大事。最后，还可以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满足农村居民对文化娱乐的需要。”^[47]

此外，客观上建国之初的技术、环境、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是彼时大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重要原因：“政务院新闻总署1950年4月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这是针对当时全国尤其是农村收音机数量极少、交通不方便等情况采取的重大措施。到1952年，全国建立了23 721个收音站。1952年4月1日，吉林省九台县第一个把收音站发展为农村有线广播站。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肯定了九台县的经验，并决定向全国推广。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48]

1955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设收音站的指示》和《关于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同年，中央电台开办《对农村广播》节目。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也在这一年举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方针和规划。“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台都开办了对农村广播节目。由于一些地区的牧民占农业人口的一定比例，因此，内蒙古、新疆、西藏办的是对农牧区广播的节目。”^[49]

“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三十二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50]按照梅益的说法：“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这一项规定，实际上就是要广播下乡上山，好好地为农村的劳动人民，为发展农业生产，为农业的现代化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也提出了，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必须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51]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问题，并确定了如下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因陋就简，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到1956年底，全国有线广播站发展到1 458个，比1952年的331个增加3.4倍。广播喇叭达到50.6万只，比1952年的1.7万只增加了28.5倍”^[52]。

1956年5月28日，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向中共中央汇报广播事业发展规划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广播工作作了指示。刘少奇共讲了10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农村有线广播”，他说：“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很重要，但不要因此加重群众的负担。……发展有线广播主要靠群众，群众要搞才搞，群众不要搞就晚点搞。”^[53]

由此可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一直是建国之初的广播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内容，一直到1964年4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广播会议，还专门提出要“巩固和适当发展农村广播网，主要是提高质量，逐步采用专杆专线”^[54]。

除了坚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以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广播要在工矿企业与广大的工人群众密切联系，这一点也始终被重视和强调。例如，上海的有线广播就“始于1950年3月24日国棉十厂（今上海第九棉纺织厂）有线广播台的正式播音。随后，有线广播在上海的城区、郊县广泛建立”^[55]。工厂有线广播不仅要转播中央台和上海台的节目，还要播送本厂新闻。除此之外，“在1950年7月下旬召开的华东地区第二次广播工作会议上，上海电台介绍了国棉十厂建立有线广播台的情况，印发了《怎样写广播稿》、《怎样当播音员》等小册子。以后又编印出版《工人广播手册》，在《劳动报》开辟了《工人广播》专栏，为上海及华东地区工厂企业建立和发展有线广播台提供资料”^[56]。

1951年9月12日，新闻总署、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该决定要求：

一，凡职工人数在三百名以上的公营工厂、矿山、企业尚未设立有线广播台的，该单位的工会组织，应即协同行政方面，根据本单位的具体需要与可能条件，指派专任或兼任人员，积极筹建广播收音组织。凡已有收音设备的（如扩音器，喇叭，收音机等），应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收音设备的，应即与行政方面根据需要筹备经费，限期设置小型有线广播台及其收音设备。人数在三百人以下的工厂、矿山、企业，暂时可设立收音站，利用收音机组织收听。已设立广播站的工厂、矿山、企业的工会组织，应加强对广播收音工作的领导，健全和巩固广播收音的组织。

二，各公营工厂、矿山、企业的工会宿舍，应根据可能条件，由政府、工会和工人家属代表三方面协同筹设收音组织，组织工人及其家属在工余时间收听广播，以便对工人及其家属经常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如条件允许时，可建立宿舍有线广播台。

三，各工厂、矿山、企业中的广播收音组织（即有线广播台，收音站及收音员等）的日常工作，由各单位的工会基层委员会文教部门领导；在广播业务上由当地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加以指导和帮助。

四，各工厂、矿山、企业中的收音组织，如设有有线广播台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种广播节目，配合本单位的生产、学习、文化娱乐的进行，完成行政当局交付的特定工作，并转播人民广播电台与职工有关的节目。还没有设立有线广播台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收听和传播人民广播电台与职工有关的节目。

五，各工厂、矿山、企业中的收音组织，应将现状（有线广播台和收音站的组织机构、人员名单、设备组织、收听的人数）及工作进行情况，工作总结，定期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当地人民广播电台。为着不断改进各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特别是职工节目，各工厂、矿山、企业中的收音组织，应经常收集和负责反映职工对人民广播电台各种节目的意见。

六，各工厂、矿山、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应将广播收音工作列为工会文教部门重要工作之一，经常检查和领导这一工作，充分利用广播收音工作来推动生产，组织时事学习，进行政治教育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七，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应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的广播工作，要经常在业务上帮助和指导各工厂、矿山、企业中的组织，并听取职工的意见，根据他们的需要与兴趣，来改进自己的广播节目。

八，各私营工厂、矿山、企业，经工会与资方协商认为有必要时，亦可依照上述各项酌情建立有线广播台或收音站。^[57]

由此可以看出，与有线广播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一样，其在工矿企业的发展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自上而下不考虑工人主体性的传播过程。因为，一方面，从该决定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双向循环传播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从革命到后续革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或曰合法性都与其阶级代表性是关联在一起的，而如汪晖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公共性问题和阶级性是完全重叠的”^[58]放置于这个框架中来理解，在工矿企业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即是对其政权阶级基础的政治性回应，而这种政治性的回应本身就包含其对公共性的理解。

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电台都通过有针对性地举办广播讲座和专题节目的形式，对广大工农群众从理论上阐述了总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意义。例如，松江电台于1953年开办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节目》，河北、浙江、安徽等电台开办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座》，湖北电台开办了《对农业合作社广播》，福建电台开办了《向职工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农民讲解《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专题广播，这些讲座和专题广播比较系统地阐述和讲解了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农群众理解并参与国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9]。

然而，基础设施的覆盖、双向循环传播与广播内容的宣传性还并不足以完成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群众路线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还取决于广播传播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时任中央广播局局长梅益曾在1956年8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1958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连续两次进行了强调。他明确指出：“我们每天对着大量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兴趣、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政治见解和不同地区的人们进行广播，我们必须设法去满足许许多多不同的要求，这就使得我们广播节目的内容必须是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感兴趣的，共同关心的，普遍能理解的。节目的形式是符合他们的一般水平的，简单明了的，节目的安排是适合他们的作息时间的。”^[60]“广播主要是为两个劳动阶级服务的，但是我们有些节目工人农民还是听不懂。原因是内容和选材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些编辑干部和劳动人民还缺乏共同的语言。因此一定要改进文风。广播是给人听的，不能让人听懂，不能吸引人，不能说服人，就失去了办节目的意义。广播节目的稿件（或讲话）第一要准确，就是观点正确，事实正确，语言的表达正确；第二要鲜明，就是要观点突出，要观点和材料统一，要有比较，有背景，有正反面的辩论，要人一听就知道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第三要生动，就是要形象，要有趣味，要口语化。广播要说老百姓的话，要坚决反对洋八股、学生腔。……广播一般应力求简短，反对冗长，决不让听众强迫受训。广播的形式和语言是我们必须认真考究的一项工作。”^[61]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与今天在消费主义框架之下的“满足受众需求”的效果论是不一样的，后者在以广告收入为支撑的传播体系之下，最核心的意义主要源于其统计学上的人口特征，而在梅益对新中国广播事业的理解里，广播的任务和意义是要通过激活听众的主体性来实现的，这种激活主体性的往复过程是政治的，但与去政治化地进行政治宣教是不一样的，前者包含与主体性实践的互动，而后者则是以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

从另一个维度即管理体系/结构上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广播事业不仅要归行政部门管理，还要在意识形态上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这在很大程度上相悖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传播业关于“专业主义”去政治化/意识形态中立的认知，因而既构成了在中国情境化地讨论广电公共服务的难点，也成为讨论该命题时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实际上，宣传部领导的模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即由国民党确立，而共产党的该模式则是在抗战时期确立的。“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行政体系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下级的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在陕甘宁，‘各级关学校部队的油印刊物须分别经中宣部或总政治部批准后，始能出版，否则一律停止刊印’。”^[62]

然而如前文所说，因为中国的广播事业几乎是与为建立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斗争同步诞生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参与此过程的各支力量的意识形态烙印——不仅仅是共产党，国民党的广播事业也是一样。这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情形。虽然后者广播事业的诞生与最初发展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背景，并且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但英美等国那时已经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而对于中国来说，对外，革命具有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性质；对内，具有争取建国方案的性质。所以与那些国家不同的是，从一开始，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管理方式来看，中国的广播事业就既带有民族国家自我认同的色彩，也带有明显的党派意识形态色彩。共产党所领导的广播事业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其宣传职能也好，意识形态喉舌功能也好，都应当首先放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来看待和分析。

正如王维佳所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革命性质和领导者角色被广泛接受。而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价值观念也相对同质化。因此‘群众路线’的道德感召、民主诉求与‘党性原则’的组织纪律性并不存在明显矛盾。”^[63]即是说，在此时期，“党性原则”就是对公共性的重要保障。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诞生于革命时期、服务于革命的党性原则所依附的历史条件消失了——“当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指向国家政权和一种预期的民主制度时，革命与战斗过程中所要求的纪律性、统一性和集体意识就变得至关重要。”^[64]——而因为了承接国权，政党—国家的阶级代表性需要直面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及考验。但在这个过程中，相继经历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来在革命时期清晰而有机的党性原则在政党—国家的阶级代表性危机中表现出日渐工具化与教条化的后果，这既与去政治化的过程同步展开，也使得党性原则当初所生发的历史情境与其重要的民主诉求及公共性被一同遮蔽。而这种局面就成为后来在讨论媒体与传播的问题时将公共服务与政治性剥离的重要原因，在真实的历史中建立于阶级性基础上的公共性也渐渐失去被理解的土壤。

至此得以小结，即1978年以前中国广电业（主要是广播业）的实践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缺乏公共服务的——20世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使得中国的政党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所交叠。具体到广电业来讲，被赋予作为新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使得其首先在形式上并不具有英国BBC式的“独立性”，此外也确实在政党—国家的实践中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执政党与它所领导的广电业对阶级代表性的回应，也使得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工农群体有可能以具有主体性的政治方式进入传媒实践，这对于广电业来说恰恰是它公共服务的重要实现。

【注释】

[1]查尔斯·柯兰曾为BBC服务30年，从广播谈话节目制作人做到执行长（Director-General），著有《统理BBC：英国广播协会的蜕变历程》一书。

[2]［英］查尔斯·柯兰（Charles Curran）：《统理BBC：英国广播协会的蜕变历程》，冯建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0—41页。

[3]同上书，第41页。

[4]同上。

[5]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6]同上。

[7]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8]［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9]参见同上。

[10]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11]胡正荣、李继东：《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http：//www.huzhengrong.cn/？p=133，20081028。

[12]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13]沟口雄山：《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页。

[14]同上。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8页。(www.daowen.com)

[16]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年第12期，第15页。

[17]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第73页。

[1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5页。

[19]［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2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21]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22]郭镇之：《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考》，《现代传播》1986年第3期，第64页。

[23]同上。

[24]郭镇之：《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考》，《现代传播》1986年第3期，第49页。

[25]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26]同上书，第12页。

[27]参见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8]参见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29]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30]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八卷上），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页。

[31]［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32]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33]参见同上书。

[34]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9页。

[35]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一），校内用书未出版，1980年，第20页。

[36]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3页。

[37]参见同上书，第1083—1084页。

[3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一九四〇—一九四九》（内部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39]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5页。

[40]汪晖：《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41]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42]参见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43]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第16页。

[44]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第16页。

[45]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页。

[4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一九四〇—一九四九》（内部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47]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四），校内用书未出版，1980年，第1214—1215页。

[48]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49]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50]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51]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四），校内用书未出版，1980年，第1214页。

[52]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53]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四），校内用书未出版，1980年，第1094页。

[54]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55]赵凯等：《上海广播电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56]同上书，第161—162页。

[57]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一），校内用书未出版，1980年，第278—279页。

[58]汪晖：《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59]参见赵玉明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90页。

[60]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四），校内用书未出版，1980年，第1108页。

[61]同上书，第1212—1213页。

[62]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8页。其中部分内容王文引自博古于1942年9月22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党与党报》，以及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63]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

[64]同上书，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