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地讲，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与传播相关的问题。按照莫斯可的总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特征：关注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主张研究必须植根于对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整体进行分析，强调指向社会价值和对适当的社会实践有所理解的道德哲学，“因为它捍卫着民主平等以及面临强大的私人利益威胁的公共领域”^[81]，以及重视实践。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维度：“首先，它将媒体与传播系统之间的关系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去。换句话说，它是考察媒体与传播系统及内容是如何加强、挑战或者影响现存阶级与社会关系的。它格外关注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具体关注所有权、支持机制与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媒体行为与内容的。”^[82]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理论视野里，媒体与传播系统是非中心化的，“非中心化也就意味着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3]。而本书认为，也只有这样一种“非中心化”的理论视野及思路才能够激活整体系统，从而为广电业与电信业的历史实践有效定位。

从历史来看，“早期以政治经济学趋向研究传播的学者主要致力于支持为争取公共享用并控制传播系统而发起的社会运动。随后兴起的全球私有化趋势推动政治经济研究对此运动过程的工具性及结构性根源进行分析。近来，为纠正因私有化趋势而产生的不对等享用权及媒介内容变迁的市场压力，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将兴趣放在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上”^[84]。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关注的核心对象。莫斯可提出了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分析框架，并找出三种进入过程：“作为起步过程的是‘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即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然后，进入‘空间化’（spatialization），即空间与时间的转化，或者说制度的延伸过程；最后进入‘结构化’（structuration），即社会能动力量形成结构的过程。”^[85]

从以上三个进入过程来看，对于“国家”的理解都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国家”有着甚为详细、系统的历史论述。

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论述到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时候，马克思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86]。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87]。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了“公社”形式，他认为“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88]。

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现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9]。

承接恩格斯的说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然而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国家都被直截了当地说成是一套镇压性的机器。国家是一种镇压的‘机关’，它使得统治阶级（在19世纪是资产者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能够确保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利用这种机关去强迫工人阶级服从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过程（即服从于资本主义剥削）”^[90]。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定义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对其进行了补充定义——他提出了区别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指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指的是一些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与文化等的机构制度^[9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指出，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不同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绝大部分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它们多是“私人”性质的机构怎么能被看成是“国家”机器呢？阿尔都塞对此的解释是：“公私之分是资产阶级法律内部的区分，在资产阶级法律行使‘权威’的（从属）领域（笔者注：即‘市民社会’领域）是有效的。而国家领域避开了这种区别，因为国家‘高于法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发，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它们在‘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中得到实现，这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它们如何发挥功能。私人机构完全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功能’。”^[92]这段分析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了，“国家”或者“国家机器”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无论是“公”与“私”还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现实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就广泛的传播业来看，“政治经济学重视国家在建构国家电信、广播以及信息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并评估以公众和市场为基础的经营策略”^[93]。莫斯可指出：“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加强调政治，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人们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的角色，而不只是注意国家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94]这个认识激活了国家的角色。然而，莫斯可也指出，它并不容易达成，“因为国家在传播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来自政策制定者的论述，在他们的修辞架构下，国家角色就只能流于狭隘了”^[95]。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使得市场的力量急剧扩张，在强大市场逻辑书写中的国家所扮演的是与市场分立或者被市场所争取的角色，但政治经济学提醒我们真实的状况远没有那么简单，需要有穿透表面的分析。

而历史研究的意义恰恰也在这里，在本书研究的命题之中我们要讨论当下内在于信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网融合，就需要对广电业与电信业从分营到融合的整个时空链条进行分析。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与结论，它在不同区域的研究对象不同，展开理路也不同，并不能直接移植到中国情境之中。

按照麦克切斯尼的说法，“传播政治经济学虽然能够用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传播体系，但是它最初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作为主宰世界的模式的商业传媒体系的”^[96]。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早期的重要研究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兴起时候出现的，而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就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它开启了市场逻辑对于全球的统治。仅就中英两国来看，虽然英国是以政治领域实践的方式践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即使实际上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规划和设想存在诸多相悖），而中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一同而来。大卫·哈维对此描述道：“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97]

去国家规制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全球性的主张，其信奉者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调动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诸如贪吃、贪婪、对财富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98]，因而“国家”被视为市场自由发挥其作用的巨大障碍。然而，莫斯可却指出，所谓“规制”并不是国家的专利，产业活动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市场规制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重要性在于它“把整个社会领域（包括产业活动的类型）视为一种规范（笔者注：即规制。这里是翻译差异，下同。）形式”^[99]。从这个视角出发，“消除政府的规范并不是解除规范，而更可能的是扩展市场规范”^[100]。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便是：大众传播业到底需要不要公共性？需要怎样的公共性？如何实现公共性？它们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切的核心命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始终无法回避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选择，如何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不少已有研究能够给出抽象意义上的“可能性”，却回避了现实中选择的“不平等性”——人们获得选择的机会与选择本身所代表的含义都是不一样的。即使是那些已然获得的选择，它们与民主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实质性地建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本书根本意义上的问题意识。

【注释】

[1]华鸣、何光威、闫志龙、邢艳芳、张丽琼、刘彦辉：《三网融合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陆伟刚：《三网融合模式下的电信运营商竞争策略设计与公共政策选择——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闵曙辉、李普玉、曹向：《三网融合技术发展研究》，《科技广场》2009年第11期，第216页。

[4]Siune Karen，McQuail Denis，Truetzschler Wolfang，Dynamics of the Media Politics：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 in Western Europe，Sage Publications Ltd.，1992，p.1.

[5]转引自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MIT Press，1978，p.60。

[6]［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1页。

[7]洪宇《：论西方“媒体融合”的现状与启示：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s：//www.sinoss.net/2010/0125/18575.html。

[8]参见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文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9]马克思：《机器的发展》，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10]［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12]［英］吉姆·麦奎根《：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3]［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渠东、付德根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14]［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渠东、付德根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16]同上书，第141页。

[17]同上。

[18]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22]同上书，第51页。

[23]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4]［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25]同上。

[26]同上书，第32页。

[27]同上书，第40页。

[28]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9]［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30]［美］兰登·温纳：《技术批判思想及其影响考察》，张秋成、耿冰冰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91页。

[31]参见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32]［美］芒福德：《技术与人的本性》，韩连庆译，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页。

[33]同上书，第504页。

[34]同上书，第506页。

[35]［加拿大］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1页。

[36]［加拿大］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1页。

[37]［英］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互联网的误读》，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38]同上。

[39]［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杨睿、陈如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40]［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杨睿、陈如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41]高巍：《广电视角看三网融合与媒体融合》，《广播与电视技术》2005年第7期，第84页。

[42]转引自［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43]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www.daowen.com)

[44]洪宇《：论西方“媒体融合”的现状与启示：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s：//www.sinoss.net/2010/0125/18575.html。

[45]［英］彼得·戈尔丁、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46]同上。

[47]［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1—172页。

[48]转引自张韵、吴畅畅、赵月枝：《人民的选择？——收视率背后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第159页。

[4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6页。

[5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5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7页。

[52]同上书，第148页。

[53]［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54]同上。

[55]［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56]同上书，第6页。

[57]［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58]同上书，第8页。

[59]同上书，第16—17页。

[60]同上书，第9页。

[61]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62]［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63]何训、周洪美：《三网融合下消费者特点及企业对策》，《销售与市场》2010年第5期，第25页。

[64]范金鹏、刘骞、丁桂芝：《三网融合大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65]参见 Oscar H.Grandy，“The Real Digital Divide：Citizen vs Consumers，”in Leah A.Lievrouw，S.Livingstone，eds.，Handbook of New Media：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p.450。

[66]［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67]部分内容参见石力月：《历史的视野与非本质化的“公共性”——论重庆卫视的改版》，《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

[68]李继东：《英国公共广播政策变迁与问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69]李娜：《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危机与变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70]潘忠党：《传媒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第5页。

[7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72]同上书，第1—2页。

[73]Habermas Jürgen，The Public Sphere：An Encyclopaedia Article，New German Critique 1（3），p.49.

[74]Ibid.

[75]Ibid.，p.50.

[76]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77]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78]［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李岚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79]［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80]同上。

[81]［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82]Robert W.McChesne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Media，Culture&Society，SAGE，2000，p.110.

[83]［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84]同上书，第75页。

[85]同上书，第134页。

[8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2页。

[87]同上。

[88]同上书，第377页。

[89]同上书，第166页。

[90]［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330页。

[91]参见同上书，第335页。

[92]同上书，第336页。

[93]转引自［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94]［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95]同上。

[96]Robert W.McChesne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Media，Culture&Society，SAGE，2000，p.110.

[97]［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98]同上书，第24页。

[99]同上书，第195页。

[10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