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笔者开始关注“三网融合”的时候，国家刚刚公布首批试点地区（城市），8年后的今天，它已经走到了全国推广、深度实践的阶段。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型课题来说，相比实践领域的变化性与复杂性，学术研究的跟进却显不足，碎片化的分析不少，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对三网融合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照，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相关学术研究在理论基点上的模糊性。本书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讨论三网融合，等于选择进行一场变动中的对话，它既无法割裂对历史的检讨，也无法回避被现世及未来检验。

仅从技术角度来看，三网融合不过指涉“电信网”“广电网”与“互联网”这“三张网”的关系变动，但事实上，“融合”所牵涉的各个层面、各项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远非物理意义上的“三网”而已，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仅仅切入当下实践就能够厘清的。

按照学术界惯常的认识，传播学“西学东渐”到中国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然而同样从那时逐步开始的中国电信业改革实践却几乎没有进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并且直到今天依然讨论有限。长期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研究对象的关注和理解基本上都集中于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主的传统大众媒体以及后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新媒体，而对在此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及传播介质等研究得相对较少。然而，作为广义“传播业”范畴的组成部分，电信却历来是西方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直观地就“电信”（telecommunication）一词的英文词根来看，也能体现其与广义的“传播”（communication）之间的联系。直到“融合”（convergence）趋势在实践领域逐步显现，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才因为电信业与广电业之间的实践关联而逐渐增加对前者的研究，但总体上对于电信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复杂性仍然缺乏足够的梳理和认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学研究对于三网融合的整体把握和结构判断。因此，本书试图尽可能地作一些不同的尝试，避免仅从某一方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而是试图通过对广电业与电信业的同步展开来进行分析，这就需要拉长历史坐标，即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观照来拓展并深化对二者从“分营”到“融合”整个过程的认识，从而树立讨论与评估三网融合当下实践的基本坐标。

从历史上看，无论在哪个国家，最初的广电业与电信业并无直接关系，均呈现“分营”状态，但却都不约而同地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了各式各样的“融合”发展。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若想解释这一现象就需要进入历史，既要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又要在全球化的视野里对这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动力机制及其后果深加研究。然而，不少前人的相关研究都将这个全球“不约而同”的现象归结为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技术何以发展至此缺乏深究，这种以不证自明的“必然性”来回避追问的研究思路实际上包含了发展主义的“技术观”，并将其不断地自然化了。(www.daowen.com)

例如，有学者认为：“三网融合是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面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的必然选择，……”^[1]，“三网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迫切要求。”^[2]还有学者认为：“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信息数字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伴随有线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有线数字电视产业的规模逐年增大，有线电视网络已经成为国家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发展到能够实现在同一个电信载体和计算机网络系统上传输和处理包括数字、文字、语音、图像和视频在内的5种基本信息形态，三网融合成为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3]如同托尼·桑普逊（Tony Sampson）与杰罗·卢格（Jairo Lugo）所描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许多学者都赞同这样的观点‘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对现存国家传媒结构的巨大挑战，以及政策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是研究的主要议题’。”^[4]而在中国，不仅仅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直到今天技术占据发展叙述核心的观点都非常流行。发展主义的支配性逻辑并不仅仅作为学术话语而存在，而是同时存在于官方话语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各项具体实践之中。这种情形使得技术的现实运转被一套固定的逻辑不断简化与遮蔽，即技术的中立论或去意识形态性成为某种共识。即使在学术的语境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反思的余地，“发展主义”也常常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作为看上去多元的叙述的共同前提。

本书试图建立一种区别于“发展主义”的叙述，因为现实的复杂性使得很多问题并不能在这样一种思路和框架中得到完全呈现以及有效解释。具体到三网融合来看，它并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一直以来，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产业报告、国家政策中，它的推行往往都是以发展主义的技术合理性作为论证话语的，然后直接进入对其实践方案的探讨。然而本书认为，今天讨论三网融合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既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结构化地改造传统广电业与电信业，又试图比传统分营格局更加高度地整合社会生活的多个面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恰恰再次提醒了研究者不能仅仅将它作为技术后果来进行研究。

当然，这并不等于否定技术发展对于三网融合的现实推动力，它所涉及的服务、业务、产业等多个层面的“融合”也确需以技术实现为前提，但比笼统的技术决定论话语更有意义的问题是考察“技术的发展究竟是如何在实践中走向三网融合的”。这既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首先梳理丰富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