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

石力月的书稿《从分营到融合：中国广电业与电信业的公共服务研究》终于要出版了，首先当然是衷心祝贺！从2011年博士毕业以来，力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对“公共服务”的议题一直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本书稿一是着重打通对中国电信与广电业历史的纵向梳理；二是增加了与英国电信与广电业公共服务的横向比较。从三网融合的肇始一直到今天新媒体融合的新时代，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必需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比较视野。

其实，从十多年前的三网融合热到今天的媒体融合大潮，其背后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历史脉络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真正重视与清理，这也是力月书稿力图承担的任务。当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既有的新闻传播学和广播电视学，一向没有把电信发展的脉络纳入自己的学科视野，造成了学科视野的隔绝，三网融合的既有研究也因此缺失而无法形成整体性的观照，学科本身的融合没有完成，从而也不能对实践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分析。力月这本书最大的努力，就是把电信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拉入与中国广电业的比较视野中，使得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和分析得以呈现，这是本书最大的贡献。

20世纪后半叶，广电业与电信业的融合发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在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脉络里，以丹·席勒为代表的传播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电信发展对媒体融合发展的影响，已经作了大量重要而深刻的研究。力月开始博士论文期间，我和赵月枝教授等筚路蓝缕，致力于将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以为借鉴，并在比较的视野中努力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正是鉴于对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整体性和反思性视野的重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在地发展，力月的博士论文也是这一时势的产物。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边学习、边思考、边研究，博士毕业七年过去了，此书也差不多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晶，其间并不容易，需要在很多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艰难跋涉。她把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本书的理论与方法，聚焦中国广电业与电信业的公共服务问题，也正是这一视野的体现。的确，只有通过清理三网融合的历史脉络，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判断今天媒体融合大潮的趋势与问题。

在研究框架上，此书明确地与“发展主义”的视角拉开距离，更聚焦在媒体“如何发展”与“谁的发展”之上，这是书稿为什么会围绕“公共服务”的由来，当然这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注。从三网融合到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融合”背后的动机究竟何在？在通常的技术视角、市场视角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关心隐匿其后的政治视角。问题在于，何种政治，谁之政治？

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是从三网融合到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信息的商品化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但技术作用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却各有不同。正如丹·席勒所批评的那样，电信业的历史是从供应方的角度书写的，也就是发展主义的视角，它使得反垄断原则成为社会政策偏好的框架，而不是社会需求优先的原则。这也使得发展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关系”成为主宰性的研究框架，消费者的理念逐渐侵蚀公民的理念，在这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共享与公共的媒体理念已经被遮蔽，这也意味着公共性的遮蔽。

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有公共媒体吗？这一直是一个基于西方视角的质疑，甚至使得“公共性”一度成为敏感词，这也使得公共服务似乎只能在以欧洲为代表的公共媒体的框架下讨论，学术界为此也众说纷纭。本书从历史的视角分别梳理了欧美国家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理念及实践，这些其实并非可以用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这样的标签就能涵盖，欧美国家内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差异性，比如美国公共电视的传统就非常薄弱。从历史的角度看，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从开始致力于争取对传播系统的公共享用而发起社会运动，到对全球媒体私有化导致的垄断化不断加深进行根源性的分析和批判，一直到将力量和兴趣放在替代性的另类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其实也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凯歌高进的势头面前，不断调适迂回战略，总体上是一个以弱抗强的不对等过程。

中国的问题其实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进入全球化市场的中国，包括三网融合在内的媒体改革，具有应对跨国垄断媒体集团“狼来了”的诉求，无论是从市场抑或政治的角度，世界市场因素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媒体格局。不同在于，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因此，国家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就必然上升为讨论的焦点，即只有突破“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才能为在中国进行公共性的讨论提供可能。否则，“公共性”这个词在中国就会一直水土不服。书中援引了阿尔都塞的经典分析，即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而是诸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一切区别的前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多属于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因此，市民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即便在西方社会，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虚构的想象。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关注国家的“构成性”角色，即国家在构建电信、广播等信息系统中的作用，当然，今天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而不是，或不只是关注国家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性或应激性角色。(www.daowen.com)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府话语中，并没有采用“资产阶级”的“公共性”表述，取而代之的是“公共服务”的概念，是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为人民服务”的“服务”理念，即国家角色是服务社会的定位，而一切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中国作为国家从来不是中性的存在，而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理论的话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其“高度的伦理性”自然无法合适地纳入西方的理论话语之中，除非削足适履。因此，如何理解并梳理这一“伦理性”的历史脉络，就成为本书的特色，也是努力的方向。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难以言说的，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关系，迄今依然是一个需要完成的历史接续：从理论到实践，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大问题，也是当今围绕中国研究最激烈的学术战场——新闻传播学也深陷其中，并不意外，围绕“公共性”的争议其实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电信业与广电业从参与国家主权建构的政治功能，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公共性”的诉求也从为人民群众服务，到通过满足消费者的欲求获得市场生存的条件。即便如此，电信业、广电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依然不是单纯的市场关系，从来不是，它们无法脱离国家给予的“政治诉求”，这里就包括国家下达的“公共服务”的任务。比如在市场逻辑之外的“村村通”“户户通”工程，甚至“渔船通”，就是作为国企的电信业和广电业必须无条件承担的政治任务。

顺着这一历史脉络的探摸，力月的描述也新意迭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线电视网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承接了70年代以来广电基础建设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这种公益性建设思路。这其实正是今天新组建的广电国网公司所不具备的历史条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当下国网公司的困境。在她反复引述的中国老一辈广电高级工程师吴贤纶教授的论述中，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吴教授认为，有线电视具有公益性，需要对当初公益性的投入进行公益性的回应，而不能将有线电视和邮电部门一样实行企业化，倘若把整个有线电视网办成企业，将因高额收费而导致它的萎缩，这显然不符国情、有损国家利益且不合人民愿望。这样的论点和视点来自老一辈中国广电事业的一线参与者和亲历者，弥足珍贵，力月通过重新挖掘和回顾这一视野，力图激活的正是新的“公共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

在当时中国电信业的技术领导韦乐平看来，三网融合曾经最大的挑战是广电低价包月式的国家公共资源模式；互联网低质低价模式；电信则是高质、按时长和流量收费的模式。让这三个不同的商业模式融合，以及让有公益性质的广电业和市场化的电信业竞争，本身就是无解的方程式，让企业与事业单位竞争，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当时三网融合步履艰难的原因。然而，今天的情势已经有所不同，今天三网融合面对的挑战是：电信业和广电业都有沦为互联网平台商BAT“管道工”的危险，其利润已经受到BAT的极大侵蚀。今天的三网模式已经转变为：广电的低价包月公共资源模式、电信业承担国家电信基础投资服务的国企模式，两者与垄断霸权的互联网平台商的竞争。因此，今天的三网融合要面对的是不同且更复杂的情势与挑战。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新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破解的内在悖论，媒体融合的进程也将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这样的悖论。

其实，每年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颁布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广播影视公共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板块。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出台，明确了广电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实施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这些意见和法律出台的政治理念。“公共文化服务”的真正落地，需要我们克服媒体融合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难和悖论，这些问题在本书中已经一再被追问。在这个意义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确也是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方式。只是这样的方式会以怎样的情势和变革体现，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县级融媒体中心将把原有的广播电视台、县党报、县属网站等媒体单位全部纳入，一体化管理，作为县级党委政府的唯一宣传单位。稍早，2018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告成立，这是把原有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重组而成，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这些由政府直接推动的重组和“融合”，并不是市场驱动下的“自由兼并”，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解读为以“政治”的方式应对市场导致的平台垄断格局下的突围，以及新一轮布局。有意味的是，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2018年10月16日出版的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聂辰席在《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的文章中表示，要“坚持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能力”，“聚焦老少边穷地区，加快补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短板”，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数字电视户户通，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功能完备、服务到户的新型广播电视覆盖服务体系——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峻急的。在广电行业连续数年市场收益“断崖式下跌”的情势下，“公共服务”却逆势上扬，究竟如何解读这样的“中国故事”？广电国网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此一轮大融合，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应对海外垄断媒体公司的中国广电“集团化”努力，有何区别和联系呢？这些都有待展开新的研究和探索。

力月的书稿止于新媒体融合进行时的当下，今后还要很多路要走。她的研究及其努力，在贯通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也不无困惑与矛盾，因为她探摸的很多地方都属于深水区。这些困惑与矛盾其实不仅属于她，也同时属于这个时代本身。历史从来不是光滑的，而是充满反复与回旋，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对时代大潮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三网融合的过去、现实与未来，也在期待和召唤更多敢于探索的书稿之诞生。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是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2018年11月12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