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足球在欧洲范围内很快复兴起来。随着欧洲冠军杯的创立，各个国家的足球运动交流日益频繁。由于各个国家环境与球风的不同，从传统上来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联赛技术含量较高；而英格兰的联赛更加注重身体对抗，比赛节奏较快。但从整体上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各个联赛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太大。虽然当时人们称意、英、西为三大联赛，但尚没有五大联赛出现。由于联赛的兴旺与经济发达与否和国家队成绩有直接联系，因此，在21世纪之前，意甲被认为是第一联赛，被誉为“小世界杯”。尤文图斯、AC米兰、国际米兰在欧洲赛场上表现优异；而当时荷兰足球甲级联赛同样战绩彪炳，其影响力不逊于如今的法甲。

随着博斯曼法案的诞生，各个球员之间的转会完全自由，联赛的实力对比日益缩小。五大联赛的说法逐渐为人所知。西甲迅速崛起；英甲改为英超后，竞争力大幅提高；意甲由于经济萧条以及产生寡头垄断的局面，其竞争力下降；德甲竞争力同样明显下滑；法甲由于引进了大批来自第三世界的优秀球员，使得其成为新贵；同样情形的还有葡超；而荷甲的影响力同样出现下降。

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发展从大体上来说，西甲与英超吸引了大批球员，成为最大的球员输入地；意甲在电话门事件之后大量球员外流，有从球员输入地变为输出地的危险；而德甲、法甲、荷甲已经成为欧洲三大球员输出地。西甲是由于联赛技术含量高吸引了大批南美球员，英超则是由于其强大的经济支持与提升的技术含量而快速发展的。可以说在2014年之前五大联赛中，英超最商业化、西甲最传统、意甲最保守、德甲最稳定，而法甲组织结构则最讲究“思想性”与“公平性”。

随着足球商业化日益明显，大多数的欧洲研究足球人士和俱乐部老板认为：由G14自行组织的封闭式、没有升降级的“欧洲超级联赛”在未来十年内迟早会到来，21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坛正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刻。此外，由于博斯曼法案造成的中小俱乐部生存艰难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欧洲冠军联赛是目前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足球联赛，在1991—1992赛季之前，冠军杯的赛制是纯粹的淘汰赛，这个赛季则在产生8强时设立了小组赛。1992—1993赛季，冠军杯正式更名为“欧洲冠军联赛”，比赛也发展成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进行，但人们习惯于将其称为欧洲冠军杯。在后来的几年中，欧洲冠军联赛的赛制又屡有变化，逐渐将分组循环赛制应用到复赛以前的比赛，参赛的球队也不再限于各国的联赛冠军以及上赛季的欧冠冠军，一些足球强国的联赛亚军也可以参赛。而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为了增加比赛的场次，使参赛的各队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

1998年，为了阻止各大俱乐部建立欧洲超级联赛的设想，欧足联决定从1999—2000赛季起对欧洲三大杯赛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改革—欧洲优胜者杯被取消。而根据欧洲俱乐部比赛成绩的排名，各国可以派出1—4支球队参加欧洲冠军联赛。此外，对小组赛赛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又增加了一轮小组赛，第一阶段的小组赛由32支球队分成8组，每组4队，每队进行6场比赛。8个小组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的小组赛，第三名进入欧洲联盟杯第三轮，第二阶段小组赛决出8强晋级淘汰赛。

2003—2004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取消了第二阶段小组赛，也就是产生16强之后直接开始进行淘汰赛，直到决出冠军为止。

2013年5月24日，欧足联正式确认从2015年起，欧洲联赛冠军将获得下赛季欧冠参赛资格。第一个通过这个规则参加欧冠的是2014—2015赛季的欧联冠军塞维利亚，由于欧冠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同时也是西甲卫冕冠军，塞维利亚不需要参加附加赛就直接获得了欧冠小组赛的资格。

足球运动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但是欧洲足球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原因不外乎欧洲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完善，足球发展历史悠长且制度健全，加之欧洲区域在近现代以来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造就了欧洲足球运动的繁荣。不过在历史长河中，欧洲足球并不独行，南美足球凭借自己异常广泛的群众足球基础、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贫民窟的孩子除足球外并无其他生存技能，以及不输于欧洲足球员的足球理念，因此，南美与欧洲足球始终呈分庭抗礼之势。欧洲的足球俱乐部再强、国家队再强，在遇到南美的足球俱乐部和国家队时也难免会落败，虽然说胜多败少，总体占优势，但其优势从来不是很大。

然而，近10年来，南美洲的足球整体水平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南美球员与生俱来的足球天赋，应该说在全世界都是享誉盛名的，加上悠久的职业足球历史和良好的青训体系，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足球超级明星。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明星大多都是在欧洲顶级联赛中走向巅峰的，世界足球的中心仍在欧洲，这就是两者资金的差距，南美逐渐变成了欧洲的青训营，欧洲成了南美的大财主。这也就是南美足球俱乐部的水平开始走向下滑的原因。

一方面，南美洲现有球员的发展受限。如今，欧洲的俱乐部越来越职业化，移民也带来了本土球员的多样化，非洲移民的强势崛起也使得欧洲本土人才辈出，选择面扩大。而南美球员过于随性的性格特点让他们在欧洲的发展受到阻碍，只有顶级球员才能在欧洲立足，而大批球员难以适应，导致很多优秀的南美球员没有更高的舞台，于是开始向亚洲大量涌入，大环境不如以前，这样势必会导致整体水平的下降。可以预期，南美足球如果没有大量资金的帮助就会慢慢落后于欧洲，并走向全面衰退。

另一方面，南美足球出现断代危机。早在全球化之前，欧洲足球俱乐部就凭借自己优良的足球环境和雄厚的足球资金，加之已经非常完善的足球竞技体系，打造了自己的世界第一足球竞技平台。当世界开始一体化时，南美足球立即发现被欧洲足球先行一步占领先导市场的危害性有多大了。全世界的足球投资商都盯着欧洲足球联赛，导致欧洲足球俱乐部有了更为雄厚的资金涌入南美足球，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将南美足球联赛中的优秀人士带到欧洲足球赛场上去发光发热，而是把南美足球中的优秀孩子早早就带离南美，在欧洲足球氛围中加以培养。这种几乎掠夺性的开发，直接导致了南美足球成为欧洲足球的后院菜园，任由欧洲足球俱乐部予以夺取，并且导致了南美的各级足球俱乐部都出现了无源之水的干渴感，南美足球开始缺乏自己的传人，出现断代了，并且足球水平持续下降，慢慢就失去了与欧洲足球抗衡的力量，这种因疯狂挖掘足球苗子而彻底断送足球水平的例子很多，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大连足球。

不仅是南美足球俱乐部，南美国家级足球队也开始受到危害。虽然说南美的孩子们在欧洲能够成才，但如果入选南美各国国家队，也会使南美各国国家队保持表面上的繁荣。由于欧盟的入籍政策较为宽松且各成员国要求不一，加之足球资金的吸引，南美足球运动员同时拥有欧洲国家国籍的情况是屡见不鲜了。这事如果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也就算了，他们多数已经为南美国家队出战过了，但发生在孩子们身上那就可怕了，因为他们都有自由选择代表国家的权利。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梅西，他有权选择代表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出战，如果不是伟大的潘帕斯雄鹰把梅西感召进了阿根廷队，真难以想象阿根廷国家队现在会不会混得更差，当然这里还有个前提就是西班牙足球队不把梅西当外援看……像梅西这种在民族感情上有高风亮节的人少有，有些南美人就直接代表欧洲国家队参赛了。因此，即使是国家队层面的比赛，南美足球也已经落下风了。因此，南美足球水平已经开始全面走低。

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女子足球运动快速发展的阶段。1991年，国际足联正式举办第1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5年后，国际奥委会把女子足球列为第26届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到2002年，女子足球已成功举办了3届世界锦标赛和2届奥运会比赛，女子足球运动全面进入世界竞技舞台。女子足球竞技水平已从开始的初级阶段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竞技能力上表现出高速度、强对抗，趋于“男性化”的整体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美国、欧洲、中国三强鼎立的局面开始动摇。1991年第1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美国、挪威、瑞典、德国、中国5强名次排列，到90年代末已经改变为美国、中国、挪威、巴西、德国的新格局，同时，由瑞典、意大利、尼日利亚、俄罗斯、朝鲜5队组成的第二集团，已具备了与第一集团抗衡的实力，世界女子足球运动发展呈现多级性的趋势。

世界女子足球发展呈现出的多级性趋势与下列因素有关：

（1）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的举办和被正式列入奥运会项目，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女子足球的传统观念，促进了各国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为世界女子足球多级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2）女子足球运动的迅速发展，使以往靠某一方面优势角逐足坛的指导思想渐渐落伍，高水平的身体素质、技战术和心理综合能力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一概念促进了女子足球运动多级性的趋势。

（3）一些国家女子足球在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挖掘潜力的同时，学习、借鉴本国男子足球的成功经验，竞技水平迅速提高。如：巴西、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这种现象为女子足球发展多级性趋势提供了条件。

（4）由于竞赛制度的作用为一些有才华的女足运动员提供了展现实力的机会，从而使多级性趋势进一步明显。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足球运动也传入中国。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期，我国一些沿海城市的教会学校先后开展了足球运动。190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大学先后成立了足球队并进行对抗赛。

1913—1923年，中国足球队曾参加了6届中、日、菲三国组成的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并获得了第2届至第6届足球比赛的冠军。1923年7—11月南华足球队首次出访澳大利亚，取得了8胜7平9负的成绩。

1923—193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足球运动的盛行时期，足球运动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沿海城市发展到内地，并举办了全国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和全国足球分区赛。同时还派出多支球队出访国外，如由乐华、南华、中华组成的“三华”精英队，上海交通大学队、香港大学队、上海中华队分别出访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并与来访的外国球队进行比赛。特别是中国足球队在第7届至第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中连续夺冠；1936年参加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足球运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国际交往完全停止。但在江西、延安革命根据地举办的运动会上，仍然有足球比赛和足球表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足球运动在香港、上海、东北等地恢复较快，先后组织了上海的青白足球队，沈阳的东北风足球队，大连的中青队、隆华队、新青队等一些有实力的足球队，举办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和城市足球对抗赛。1948年8月2—13日，中国足球队还参加了伦敦举办的第14届奥运会足球比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足球运动水平很低，足球人才也十分缺乏。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足球运动水平不断提高，并于1952年5月成立了国家队。1954年组派国家青年队赴匈牙利学习，运动员回国后对国内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1955年1月3日成立了中国足球协会，为组织和推动国内足球运动的广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还邀请了苏联足球专家苏施科夫来北京与李鹤鼎教授一起主持了全国首期足球研究生班的讲课。1956年4月，国家体委颁布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开始实行甲乙级足球联赛和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1958年开始实行甲乙级升降制。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新中国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8年，北京足球队、八一足球队分别与获得第16届奥运会足球冠军的苏联国家队踢成平局；1959年，中国国家队战胜匈牙利奥林匹克足球队，并在中、苏、匈3国对抗赛上获得亚军。在天津、北京、上海、广州队与当时瑞典的冠军“尤哥登”队的4场比赛中取得了1胜2平1负的成绩；1960年，中国国家队还获得了中、朝、越、蒙4国对抗赛的冠军。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遭受3年自然灾害以及经济严重困难等原因，全国大多数足球队中断了系统训练，足球运动水平大幅度下降，在1963年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足球比赛中，中国国家队未进入前四名。

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足球运动也得到了发展。1964年2月，在北京由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共同召开了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多年以来的足球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颁发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的重要文件，提出了四项措施，即广泛开展群众性足球运动，加强青少年的训练工作；加强专业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改进全国足球竞赛制度；加强对足球运动的领导。同时提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指导思想，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大连、沈阳、南京、延边、梅县10个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和地区，这些举措推动了足球运动水平的回升。1965年，重建的国家队在第2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足球竞赛、训练、科研、教学等活动几乎全部停止，使足球运动重新跌入深谷。1967—1970年，全国各级别足球竞赛和国际往来全部停止。1971年，尝试性地举办了全国甲级队集训赛；1972年，在举办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上出现了足球比赛；1973年，恢复了全国足球联赛、全国青年足球比赛和全国足球分区赛；1975年，第3届全运会设有足球比赛项目；1976年，举办了全国16个单位少年足球分区赛。但是，所谓的“体育革命”又使新老队员青黄不接，后备力量严重匮乏，足球运动水平再次下降。(www.daowen.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趋向好转，足球运动得到重新发展。1978年，开始恢复全国甲乙级双循环升降级制的比赛，并建立了甲级、乙级、青年、少年四级竞赛体制。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国家体委关于提高我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的请示》，针对性地提出了在青少年中大力普及足球运动，抓好足球运动的重点地区，迅速组建国家青年队，大力加强科研工作等九大措施。同年，在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重新确定了京、津、沪等16个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和地区，增设了“萌芽杯”“幼苗杯”“希望杯”的比赛。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总结了足球训练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明确了加强训练基础建设、完善训练体制、提高训练水平的主要任务。1982年，国家体委、教育部、团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积极开展足球活动的联合通知》，为推动后备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和1988年，分别在天津与广东佛山召开了足球论文报告大会。1990年2月，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中国足协实体化的通知》，撤销了原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同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足球比赛。

在这期间，中国国家队、青年队和少年队前后参加了亚洲杯、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预选赛等重大国际比赛。虽然总体上成绩不够理想，但在第8届亚运会足球比赛中，中国国家队获得第三名；在第24届奥运会足球比赛中，中国国家队进入决赛圈；在首届世界杯少年足球赛中，国家少年队进入了前八名。

然而，中国足球运动离“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还有较大的差距，为跟上形势，人们要求进行足球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国足球运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半个世纪以来，足球界前仆后继，取得了一些发展和进步，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形势的需要、实现人民的愿望，尤其在一些重大比赛中，中国国家队屡战屡败。根据中央关于“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的号召和邓小平同志南行重要讲话的指示精神，国家体委决定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并于1992年6月23—27日，在北京红山口甲3号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1）足球体制问题。如何使中国足协实体化得到充实，并逐步使地方足协也得到充实；怎样由目前地方代表队逐步过渡到俱乐部制改革的方案（草案）。（2）机制问题。宏观领导机制转换问题，中国足协对地方监督、协调和宏观管理问题，市场机制以及自我发展机制问题。（3）全国足球界进行整顿问题。主要从中国足协、地方足协、运动员队伍、裁判员队伍等方面进行整顿。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足协做了《深化改革，坚持团结，为推动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而努力》的报告—中国足协1992年工作报告，并下发了《关于强化足协实体化改革实施方案（草案）》《关于建立和逐步完善足球俱乐部体制的实施方案（草案）》《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条例（草案）》《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制章程（草案）》《关于整顿队伍促进改革的实施方案》等20个文件，并在会议中进行讨论落实。红山口会议为中国足球摆脱单一的计划经济束缚，遵循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足球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足球发展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职业足球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足球俱乐部。一些国家的足球运动从业余转向职业化后，成绩有显著的提高。如丹麦在1978年实行职业足球后，1981年首次进入欧洲前10名（以前一直在20名外），1986年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为了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面貌，根据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国家体委决定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为了解决阻碍我国足球运动整体水平提高的主要问题，力争在本世纪内迅速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的技术水平，实现党和人民对“足球”的期望，在红山口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在《总体方案》中提到：我国现行足球体制是省市队按行政系统组织的，这种体制对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曾起到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世界足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今后应逐步地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俱乐部体制，形成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依托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球、自我发展、充满生机的良性运行机制，从而调动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加足球事业的活力和后劲，全面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并计划从1994年起举办全国俱乐部联赛。

1993年春，来自甲A的8个新成立的足球俱乐部，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各队以某一城市为据点，试行主客场制的俱乐部杯赛，同时在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青岛、武汉、重庆、西安、深圳、沈阳等试点城市和条件具备的省、行业体协建立起不同类型的近百个足球俱乐部，为在我国推行职业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

1993年10月14—18日在大连又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坚定改革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入整顿，加快改革的步伐。并同意在1994年全国甲级联赛A、B组各有12支队伍参加比赛，继续采用主客场制并注入市场机制，实行比赛收入分成。同时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此外，还有足球运动的管理、训练、比赛及经营活动的规章制度，逐步把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

1994年4月17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万宝路杯全国甲级队A组联赛诞生。为增强首届职业联赛的启动力，开拓市场，促进地方足协实体化，中国足协与国际管理集团签署了《冠名赞助中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协议书》，中国足协将奖杯名转让所得的人民币960万元分拨给各甲A俱乐部，作为各俱乐部充实职业联赛的启动资金。联赛首次允许引进外籍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这一赛季里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英格兰、波兰、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家的15名外籍运动员参加了我国甲A联赛，这些“外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球队的实力，给中国运动员带来了一定的危机感。由于联赛水平提高，使原先较为冷落的球市开始旺盛，据统计，在前4轮的24场比赛中共有52.25万人到场观战，平均每场达2.18万人，其中成都、延吉两地的观众有时超过4万，四川球迷包机赴沪为“川军”助威，开创了中国足球历史上一个新纪录。在这一年的比赛中，中国足协再次与国际管理集团合作，在第11轮联赛后，每轮选择一场比赛首次向海外直播，亚洲的53个国家、地区可通过卫视体育台看到中国足球的联赛。由于各队技战术水平的提高，攻防转换速度加快，使比赛更为激烈、精彩，在甲A联赛第22轮132场比赛中，合计进球354个，平均每场进球为2.68个，接近当年举行的第15届世界杯平均每场的进球数（2.71个）。

在1994年出台的会员制、注册制、合同制的基础上，中国足协在1995年决定在中国管辖下的职业俱乐部实施运动员转会制。1995年1月4日，武钢一队的蔡晟、冯志刚、张军正式向中国足协提交转会到深圳俱乐部的申请，成为我国职业联赛首批申请转会的队员。2月19日，广东宏远与辽宁远东队达成黎兵转会协议，转会费为64万元，成为当年国内转会费最高的足球运动员。这一年甲级俱乐部共有16名队员转会，44名队员租借，人才开始流动，竞争机制提高了运动员从事足球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上海申花队在徐根宝的带领下，充分利用竞争机制，使运动员参与训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保证了“抢、围、逼”战术的实现，一改以往的“软、散、慢”现象，在本年度比赛中创造了十连胜的战绩，登上了甲A联赛冠军宝座。而辽宁队在体制、运作机制、队伍管理、训练质量等方面比较落后，在22轮比赛中，只取得4胜5平13负，位居末位，跌入甲B行列。

随着足球体制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的碰撞，金钱与精神的较量，必然在职业化进程中反映出来，为此，中国足协在本赛季初，公布了严厉惩处打假球的九大措施，为我国职业化联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1996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进入第3个年头，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已初见成效，改革前中国足球队只有男子队20支，女子队8支，运动员700人，政府每年投资900万元，经过4年的改革，男子队发展至60支，女子队29支（成年队14支，青年队15支），运动员7 675人，业余俱乐部超过200个，在中国足协注册的教练员为422人，其中专职教练员353人。国家投资减为630万元，市场收入超过1亿元，中国足球开始从社会消费型向带有产业色彩的方向转化。球场观众也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场有2.43万人次观看。

在1997年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决定1998年甲A联赛增至14支队伍。

由于体育改革步伐较快，实力增长滞后，某些俱乐部片面追求比赛成绩，忽视思想教育和管理制度，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原则，部分队员职业素质不高，训练状态“软、散、慢”，据当年中国足协对6支甲A队伍的调查，每队每周安排8节训练课，平均周训练时间只有9小时32分，队员每周平均传球226次，射门43次，每场比赛跑动距离最高6 900米，最低4 500米。为此，国家体委领导提出：狠抓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严格管理，狠抓赛风，狠抓训练，狠抓法制建设，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有希望。中国足协也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俱乐部球员的工资标准》等规章制度，要求党支部要建在队伍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型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

尽管中国国家队于1997年再次与世界杯决赛无缘，但是国内的职业联赛仍受到广大球迷的关注，行家对该年联赛的评价是稳中有进。如每场平均进球数为2.29个（如表1—11所示），命中率为10.8%（1996年为2.21个和8.5%），该年每场平均一抢一的次数为156.8次，成功率为54.2%（1996年为144次和53.6%）。大连万达队连续55场不败，提前五轮稳居甲A联赛冠军，成为职业联赛以来第一支成功卫冕的队伍。武汉雅琪、深圳平安以甲B联赛冠、亚军身份进入1998年甲A联赛行列，沈阳海狮、广州松日因1998年甲A联赛扩军而进入甲A联赛行列。

表1—11 中国国家足球队历年每场平均进球数

续表

续表

首届全国女足超级联赛开赛，为女子足球职业化做尝试。

足球职业化以来，随着联赛的拼抢对抗激烈程度、技战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比赛可观赏性的明显进步，传媒也加大了对足球的宣传报道，足球已成为人们周末休闲和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万达、申花、国安等原来并不为人们所知的企业正是因为介入足球，现在已变得家喻户晓，不少企业把对足球的投资作为广告经营的首选。

1998年，中国职业联赛跨入第5个年头，甲A队伍首次扩展为14支，甲B队伍仍为12支，向中国足协注册的职业和业余运动员达到了3万多人，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87%。截至1999年12月30日，中国足协转会市场挂牌的474名球员，只有93名找到了“婆家”，足球运动员面临“下岗”危机。

另外，外籍教练员、外籍运动员的引进也有很大进展。在1997年，14支甲A队伍中就有6名外籍主帅、近50名外籍运动员参赛；到2000年时，外籍教练员不仅是一名主帅，有些还带来了一个教练组。各球队对外籍运动员的挑选也越来越重视，目前在26支甲级队伍中没有“外员”的队伍已屈指可数，这些外籍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到来对我国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职业足球在中国的开展给中国足球运动带来了生机。

2004年，中国足球协会在总结中国10年职业足球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职业足球竞赛水平和品牌，正式推出了“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一届有12支球队参加，首两届暂停升降级制度，于2006赛季恢复“升二降二”的升降级制度。经历了13个赛季的努力，中超联赛在中国足协的指导下，在2017年4月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IFFHS）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足球联赛排名中，中超联赛以411.5分排名世界第36位，在亚洲足球联赛中排名第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