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子午新道开辟于南北朝萧梁时期。子午新旧道的变化与区别是在秦岭南坡即今陕南地区的安康与汉中，简明些说，旧道的目的地是安康市，新道的目的地是汉中市。子午新旧道变化与区别的地点在今安康宁陕县的江口镇以南约5千米处，地名叫七里沟口。子午旧道在从陕西关中长安出发，越过秦岭梁、宁陕县江口镇之后，继续往南直下，经月沙坪、腰岭关、直城到达安康，相当于今陕西省道102线与西安到安康的高速路一线。子午新道则从秦岭南坡——今安康宁陕县的江口镇以南的七里沟口向西南斜插，相当于国道210至西乡县的方向或今西安至汉中的高速公路以东20多千米的平行方向（《西安古代交通志》）。从秦岭南坡宁陕县江口镇正南方向直到安康，是王莽子午旧道的路线。子午新道的路线是在抵达宁陕县江口镇之后，向西南方向或经过今宁陕县城、洋县去汉中，这是子午新道的一种含义，或叫作萧梁新道。子午新道或经过今宁陕县城、镇巴县去重庆，这是子午新道的另一种含义，或叫作荔枝新道。

安康与汉中之间有一衣带水的汉江，又有群山连接的幽谷，本来交通方便，有路相通；不待国家举措，自然人踏路通。因之，是否考虑道路的民间性与自发成路因素，子午道就有“新修”与“重修”之别：王莽的子午旧道如此，萧梁的子午新道也如此。王莽的子午旧道是相对于萧梁新道而言的，如果相对于汉初刘邦走过的“蚀中”（“子午”）道，王莽新开的子午道就成了“新道”。秦汉时期的子午道既史载无详又不以“子午” 相称，因之一般就将王莽所开的道路称为子午旧道，而把南北朝萧梁所修的道路称为子午新道。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写道：

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桥梁百数，多有毁坏。乃别开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是也。（卷一《关内道·京兆府·长安》）

《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载：“梁将军王神念……别开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是也。”《元和郡县志》载：“在汉阴县东八十里。梁将王神念开拓城境，梁门为界之也。”

严耕望先生依据上述典籍，在《唐代交通图考》中也认为是“梁将军王神念……别开乾路”，修筑了子午新道。“大抵旧道自子午谷南行，越秦岭，再循今洵水上游之西源（郦《注》误为直水上源），经蓰阁，渡入直水（今池河）河谷，循谷道至安康县（今汉阴东经108度35分，北纬32度55分之西）。至于梁开新道，则向西南斜出至今洋县东境，行山区，避河流也。其分歧点当在秦岭以南，但不知究在何处。”

李之勤教授参与编撰的《西安古代交通志》把严耕望先生“但不知究在何处”的子午新旧道变化的“分歧点”寻找到了，即是今安康宁陕县的江口镇以南的七里沟口。从李之勤先生20多年前的《历史上的子午道》到2007年的《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一书，李先生再次发表了自己对于包括《元和郡县志》《唐代交通图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诸权威定说的质疑和否定。李之勤教授写道：

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桥梁百数，多有毁坏。乃别开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是也。但《元和郡县志》只说王神念别开干路于洋州境，以别于原在安康县境的旧路，并没说在旧路以西的今西安市和宁陕县境，另开一条作为唐代荔枝路前身的新子午道。更何况从王神念随父降梁的前3年，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梁将夏侯道迁以汉中叛降北魏，包括池河镇在内的今陕南、川北和甘肃东南部的许多川郡均被北魏攻占，此后梁与北魏即以池河镇以东的梁门山分界。即令王神念投梁后曾在今陕南安康一带任职（《梁书·王神念传》所载王神念历任官职，不见与今陕南有关者），也既无可能，又无必要到与己敌对的北魏控制区去整修道路的。所以把子午道南段线路今池河谷的池河镇改线到今长安河谷的宁陕县等地的事迹，放在梁将王神念身上的说法，是缺乏有力根据的。(www.daowen.com)

前列《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子午道的两条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又有可以互补之处，故合在一起讨论。所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将王神念为洋州龙亭、黄金一带的子午道“别开乾路”之说，并无史实根据。

李之勤教授就子午新道指出疑问，向权威与定论提出的挑战至今无人回应。其挑战的意义和无人回应的境况让人反思三个问题：其一，在秦岭古道的现代研究中，应该更加严谨和深入；其二，对待经典历史文献的方法论问题；其三，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的辩证关系问题。

◎意远终南山

第一个问题：在秦岭古道的现代研究中更加严谨和深入的要求包括史实和文献两个方面。就史实而言，追究的难度之大，不可想象！顾颉刚、史念海两先生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写道：“沈约生于当世，已痛感其混淆，因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因之，追究史实其实就是理解文献。李之勤先生质疑定论的历史文献主要是两个：《梁书》卷三九《王神念传》与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一八九全册的相关内容。根据《梁书》记载，李之勤先生指出：王神念未在今陕西境内任过职务。根据《舆地纪胜》记载，王神念生前，子午新道皆在魏国境内。因而，王神念是“根本不可能到敌境修子午新道的”！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上的子午道》到近年的《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李之勤先生对子午新道非梁将军王神念开辟的观点坚持得既久也愈发坚定明确。权威的定论方面无一正面回应是什么缘由呢？大概出于追究史实的不可能性以及文献的多元复杂性考虑。

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的多元复杂性？在秦岭古道研究中，诚然，《梁书·王神念传》与《元和郡县志》的内容观点还没有差别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如果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研究者该何去何从？或曰：让史实来选择。这实际上逼出了一个历史的解释学循环。面对多元复杂性的历史文献，一种谨慎的态度就是中性陈述，而不做真伪判断，这基本就是严耕望先生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严耕望先生曾说，历史文献很多，研究历史很难，可能就包含了这个道理。严先生提到过李之勤先生的《历史上的子午道》，对李之勤先生子午新道的分歧观点不做回应应该也是出于上述理由。

第三个问题：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的辩证关系问题。相比于严耕望先生的文献考史，李之勤先生更执着于透过文献的史实追究，因而面对两种文献，他做出了《梁书·王神念传》为是，而《元和郡县志》为非的判断。就文献而言，《梁书·王神念传》与《元和郡县志》还没到水火不相容的严重程度。李之勤先生认为《梁书·王神念传》为真，没有必要非判断《元和郡县志》为假。就史实而言，在战争年代，行政区域（文献上的）的国境概念有别于实际上的活动空间。梁将军王神念到“敌境修路”，让李先生觉得是笑话，我们不妨回忆抗战名曲《到敌人后方去》和小说《敌后武工队》。事实上，史念海先生在《河山集·四》中写道：“到了梁时，梁军绕到了魏军的后路……”当然，这不是说梁将军王神念到“敌人那边” 修子午新道就一定为真，而是说，只要有一点儿希望，人们就会认为——或者说希望它是真的。王神念和儿子王僧辩既是萧梁的著名将军也是汉民族的国家希望，他们父子名字中的“神念”和“僧辩”就够具有梁武帝时期风格的了。在民族大割据大分裂的黑暗岁月，由王神念那样有信仰的将军来修子午道，来统一中国，即便不是历史地理的事实，也符合人文地理的希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