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与古典文献皆表明，远在两周春秋时期，先民们已在今日陕西、甘肃与四川省之间的秦蜀古道上翻山越岭、南来北往、坚毅而行。然而，秦蜀古道真正走向历史与文明应该还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的伐蜀之战。

蜀作为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春秋大国，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的最早记载是：“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厉共公二年”为公元前475年。韩兆琦先生对“蜀人来赂”的评注写道：“蜀：古国名，国都即今四川成都市。赂：赠送财物。这是蜀与内地国家发生联系的最早记载。”实际上，《尚书·牧誓》中已经出现了蜀与周共同作战的内容。《尚书》出现的年代，学界认为下限是在战国时期。“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作为秦蜀“发生联系的最早记载”应该没错。春秋时代，蜀国强大，与秦国有抗衡之举。在春秋年间蜀王杜宇氏时期（约为公元前670年），蜀国的北部疆界是“以褒斜为前门”。开明氏初期，也是蜀国最强盛的时期，有过“卢帝攻秦至雍” 的事件。卢帝为开明氏二世，其势力已达到秦国都城附近。

◎秦蜀道古凤州

秦厉共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了战国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二十六年城南郑。”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置汉中郡。这说明在战国前期，褒斜道曾是秦、蜀间友好往来之路，也是秦蜀、秦楚为争夺汉中而用作军事攻伐之路。秦惠文王称“王” 前后（前325年称“王”，更元九年灭巴、蜀），今日汉中之地为秦、蜀两国分有，秦、蜀两王打猎曾会于谷中。在此之前，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夺取楚国之南郑——今日陕南西部的汉中地区一带。这是史载秦国涉足秦岭之南的最早记录。此时，陕南东部（安康市以东）地区属楚国境。秦攻南郑所选择的秦岭古道不会在关中东部，最可能的路线是秦蜀古道。其一，相比于东边的褒斜道，秦蜀道（陈仓道）北陡南缓更为明显。在沿今日宝鸡清姜河抵达大散关之后，即沿陕西、甘肃两省边境的嘉陵江直取汉中西边的略阳县，可东望南郑。其二，楚国的重心在南郑县以东，从秦蜀道（陈仓道）出兵有较大的战略隐蔽性与突击性。其三，秦人起家于甘肃成纪，对陕甘边境地理的熟悉程度无出其右者。据孙启祥研究，先秦的金牛道就在今四川省青川县东北的白水关。楚国当时非常强大，《史记·秦本纪》记载：“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然而，楚国之战略重心在河洛一带，是“逐鹿中原”的格局眼光。这就为秦国从故道伐蜀，既保留了较大的地理空间，也提供了战略空间。当时的秦国，在中原战区是有胜有败，甚至是胜少败多，而在秦岭陕南战场，“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反”。南郑叛秦的主谋应该不是楚国，而是蜀国，“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攻南郑。”“十三年，伐蜀，取南郑。”与东北方被“吴起占领秦之洛阴、合阳”及其他五城相比，秦国在西南方的军事态度更为强硬、积极，秦惠公十三年，南郑刚刚丢失，同一年又“伐蜀，取南郑”。秦国在陈仓故道通往的西南巴蜀战场显示了最为积极强硬的国家姿态。

◎秦蜀道银洞峡

春秋时代，秦岭以南，非楚即蜀，秦国未有染指，甚至于蜀国“卢帝攻秦至雍”，即宝鸡渭河流域。到了战国时代，秦国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最后统一全中国。秦朝统一中国完全有别于夏商周三代的一国取代另一国，它面对的是春秋乱邦和战国群雄。国家外交政策、政治步骤与战略选择极其关键，或者东北用兵，逐鹿中原；或者西南征战，攻取巴蜀，这是对秦国战略智慧最为关键的考验。《战国策》中有《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即秦国战略智慧的著名争论和关键记录。全文内容如下：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www.daowen.com)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此重大战略选择事件，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也有记载。历史事实表明，秦惠王的战略眼光异常高明，完全正确。秦厉共公二年（前475年），战国群雄，逐鹿中原，混战一起；秦国却着力西南一隅，选择了秦蜀古道，攻取巴蜀成功。我们不知道秦惠王做出战略决定的具体过程，但他阅读《周易》可以完全肯定。《周易·坤卦》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秦惠王对此彻悟，心明眼亮。秦蜀通道乃周人故道，也是华夏一统之道。问题解决了：西南巴蜀，即秦国的战略抉择。公元前451年秦厉共公又夺取楚国之南郑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伐蜀，都是秦蜀古道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伐蜀的成功，不仅使秦国在西南方无后顾之忧，而且获得了巴蜀丰富的经济资源，成为一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基础都更为强大与平衡的秦国——这就是由于秦蜀古道奠基形成的！不久，秦循此谷道进兵灭蜀，兼灭苴巴。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秦昭襄王任用范雎为相，这一期间，秦国把巴蜀作为经营云南、贵州进而进攻楚国以及与东方各国争霸的基地，因而对联系首都咸阳和汉中、成都间的秦蜀通道不遗余力地修凿。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蜀，到范雎相秦昭襄王的末年（前250年），不过66年，范雎相秦不过十余年，《战国策·秦策三》记述就有：“今君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清姜峪支流

没有秦蜀古道，其他的秦岭古道可能只是普通的高山间道，而不会是辉煌的秦岭古道；没有秦蜀古道，可能不会有长安京畿文明，历史完全可能重写。秦蜀古道在华夏历史文明中真正成了立国之道、战略之道和奇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