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栈道

在周秦汉唐时代，秦岭古道地处京畿，为国家置驿国道。五大古道皆长期是国家驿道，无不是“凌空飞架，栈道千里，长亭连短亭”。

栈道的确是秦岭古道的重要构成部分。据李之勤教授推算，在一些险岭路段，如北宋时期的风州、剑阁段长1100余里，有桥阁9万余间，每间以3米长计算，折合27万米，相当于540里，占这段驿路总长的1/2。《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宋时期的褒斜道南段150里中共有栈阁2987间，险板阁2893间，共计5880间，折合近18000米，相当于35里，占这段驿道的近1/4。一般情况，栈道在道路总长中约占10%～20%，这是秦蜀间秦岭、巴山地区山中谷道的特点。栈道和石门是周秦汉唐处于京畿地位的秦岭古道的两个象征，被称为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宋代以后，国都东移，秦岭沦为西北偏远山区，秦岭古道除“连云道”外，全部失去驿道位置。王开先生在《宝鸡古代通路志》中写道：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栈道，到元、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少部分路段由木栈变为石栈，一大部分路段由栈道变为碥道。明、清时期栈道逐渐减少，土石路面的碥道日益增多，且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栈道，这不但是道路建设的里程碑，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工具演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和生产技术提高的见证。历史上多次记载复修栈道的工役。再加上战争破坏，抢修费时，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所以，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提高、筑路的经验逐渐丰富以后，就学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使栈道变为碥道。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利弊互存。栈道不但平直捷近，而且无论是木栈或石栈，路面上都没泥泞之害，但碥道是土石踏基，下雨天路面难免有泥泞之苦。总的来说，碥路优于栈道。所以，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

王开先生对秦岭古道从栈道时代向碥路时代的转变过程和历史阶段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然而对其缘由的分析却基本上是错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划分是在唐朝，这一点，王开先生也看到了：“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 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显然与长安是否为国都是相互对应的。这意味着，探讨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演变缘由，其基本的语境是政治因素和国都文化，而不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崎岖秦岭路(www.daowen.com)

首先，“待铁制工具出现后，人们就利用它凿孔为穴，在溪谷岩石壁立处架设栈道，这样，就可取捷径沿溪谷通行，避免爬山岭的辛劳”。王开先生的这种论述以“社会生产力”为招牌，面貌上是先进西学，于秦岭古道却大非。“待铁制工具出现后”，“栈道”修架只是出现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更不等于必然性。秦岭古道上的凌空栈道，其历史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显然源于京畿地位。同样是山间交通，秦岭古道上是凌空栈道；四川到云南的山区是“五尺道”（约1米宽）；南岭五山是“新道”，即实用为主的“碥道”。

◎崎岖秦岭路

其次，宋朝“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长安刚一失去国都地位，秦岭古道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王开先生并没有给我们具体分析宋朝以后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比唐朝高在哪里，他只是说宋元明清“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就使得秦岭古道从周秦汉唐时的栈道时代“进步提升”到了碥路时代。唐朝昭陵六骏的高超石料加工技术自不说了，秦始皇都能把那么巨大的岩石从北山挪动到骊山，不是早都“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了？就算宋元明清时的“社会生产力”高过了周秦汉唐时，何必仍然要给已不是京畿的秦岭古道花费国家“血本”呢？秦岭栈道时代分明是国家的血本投资。就说秦始皇吧，他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阁道不仅修到南山，而且修进南山，这就是秦岭栈道的国都特权和投资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高山峻岭，根本未出现豪华气派的“栈道”，皆是实用为主的“碥道”。

最后，即便从实用眼光看，假定在秦岭古道的发展历史上，碥路代替栈道意味着进步和优越，然而，宋元明清时的“社会生产力”也仅仅是把一个连云道曾经当作驿道，其他的几个秦岭古道却不仅沦为间道，甚至完全荒塞，从国家视野消逝。其实，王开先生也写了：“汉、唐时期，建都长安，国势鼎盛，在秦岭山区开辟了多条驿道，各有名称。元、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由关中入蜀，只有连云栈一条驿路，其他谷道，相形见绌，变为间道。”也许是被先进西学唬住了，在秦岭古道上，王先生走进“社会生产力”的碥路失去了方向。与其相反，严耕望先生一生坚持国史旧学，关于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鲜明对比，他在《蓝田武关驿道》中写道：

此道在唐代，对于物资之运输，政治之控制，与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沟通，皆具有极大之作用，中叶以后影响尤巨，不仅军事为重也。五代、北宋时代，政治中心东移汴、洛，此道始荒废，仅小商贾往往行之，远非唐代盛况之比矣。

“政治中心东移”显然是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分野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