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遗址

在人类古代文明中，“驿道”即国道，为中央管理的国家级大道。“驿” 又称置，也是驿传机构名称，是“乘马”（人骑）或“从马”（驮物）停留的车站，一般30里（15千米）或50里（25千米）一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驿”“从马”，马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和高贵性，看一下唐太宗墓前那闻名天下的昭陵六骏就够了。在战争年代，马既是将帅王侯的坐骑，也是军阵战车的动力。现代机械化时代，有一个表示能量单位的词：“马力”，多么生动地体现了马在人类古代文明中的伟大作用！“驿道”即国道，同样显示出了马在古代道路交通上的突出地位。与马有关构成整体的车，叫作“乘”，是国家力量的尺度和象征，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是也。秦岭古道在周秦汉唐时期一直是驿道，即国道。秦岭古道作为驿道，与长安国都的历史紧密相连。栈道则是秦岭古道的特殊形制：

这处栈道遗迹的突出特点是底孔高度密集，与一个壁孔相对，或可凿有十数个底孔。底孔多为圆形，直径不一，多为15厘米至30厘米，应说明所插立木柱的材料规格不同。最下层的底孔有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即两两并列，这应是为了使这最长而承重最大的立柱直立不偏，在道上交行重车时亦不致折毁。从遗迹分布的形式分析，当时栈道的宽度可达5米左右。

◎丹江水源

这是王子今教授大约30年前考察蓝武古道后的报告内容。“可达5米左右”的栈道宽度，帮助我们具体解释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两次选择从秦岭蓝武古道幸驾的缘由。在秦始皇统治的十余年中，他曾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史称五次巡游。在这五次巡游中，有两次经过武关道。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向东方和南方巡游，又经南阳郡至武关而回归咸阳。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外巡游。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每次出巡时，都有隆重仪仗。秦始皇两次通行蓝武古道的车驾，史书缺乏具体资料，但其档次和品级至少不会在秦俑铜车马之下。秦陵二号铜车为单辕，辕通常246厘米，径围20厘米。辕体中空，内有泥芯。两轮，每轮30辐。舆箱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通常124厘米，最宽处78厘米。前室很小，呈方形，其间仅容御官一人坐御。后室较大，为乘主席位，其间可坐可卧。舆箱上有穹庐式车盖，犹如草原牧民毡包。舆箱四墙开有窗户，两侧为可以左右开合的推窗。前墙为可以上下启闭的支窗，后墙有门户，户扉右侧与车墙有活铰相连，左侧车墙上装有拐形门栓，其形制与今日汽车门的装置原理相同。这种铜车有户有窗，冬暖夏凉，考古学家认为可能就是仿制的辒辌车。其工艺被专家以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称之，无愧于“国家一号”。

秦岭蓝武古道上著名的桥有蓝桥和灞桥。蓝桥已经成为爱情与事业的象征，李白等大诗人皆有歌唱。我们说说灞桥。灞桥是汉代关中的著名桥梁，其桥址位于今西安城东10多千米处。秦穆公时，就曾改滋水为灞水，并修灞桥。1957年将它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公路桥时，曾对桥墩、桥基进行了科学鉴定，发现桩木未朽、石墩牢固，河床护底完好无损，可以承受60吨坦克或载重卡车的重量。因此，仍用其石柱墩，并进行了加固处理，至今通行无阻。梁式桥在中外桥梁工程上是使用历史最久的桥型，我国的石梁桥中，以福建的洛阳桥、安平桥和西安的灞桥堪称工程杰作。《唐六典》说，天下石柱桥有四座，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和中桥，再就是长安的灞桥。

蓝武古道上的驿站阁厅又是什么样呢？秦朝资料欠缺，我们以唐朝为例，《唐会要》卷六一《馆驿》，贞元二年十二月敕节文：“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知六路驿官，每一周年无败阙，兴减一选，仍任累计。次路驿官，二周年无败阙，兴减一选，三周年减二选。” 据此知武关驿路之重要，仅次于两都驿道，其他驿道不兴也。其山路崎岖，置驿密度往往高过每30里一驿之标准。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载：“于千里之内尤重。……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按蓝田县东南以蓝田关为境，去长安170里。置驿六者，灞桥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堆驿、蓝桥驿、蓝溪驿，并详后文。平均驿距不到30里。”这是严耕望先生以毕生努力于浩如烟海的文籍资料里给我们还原出的秦岭蓝武古道的面貌和景观，《商洛地区交通志》《西安古代交通志》和学界个人著述皆受其益，先生功德可谓无量。在严先生上述工作基础上，侯甬坚写道：(www.daowen.com)

唐代典章规定每隔30里设一驿站，商洛道地势高亢，驿站间距里数多大于30里，因文献记载不完备，沿线驿站已不很清楚。今据严耕望先生的《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的详细考订，可知由长安经商州、南阳、邓州至襄阳共有233处驿站，站名和间距大多数已研究清楚，现将各项内容汇为《唐代商洛道驿站设置表》：

唐代商洛道驿站设置表

稍览蓝武古道上各驿站距离国都长安的远近里数，各个驿站之间的驿距一目了然，非常清楚。但他却写道：“唐代典章规定每隔30里设一驿站，商洛道地势高亢，驿站间距里数多大于30里。” 这显然与自己上述表中的数据不符，也和严耕望先生的《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的相关叙述有悖。严先生的相关叙述是：“以其山路崎岖，置驿密度往往高过30里一驿之标准”“平均驿距不到30里”。资料依据完全一样，甬坚先生与严耕望先生的结论却相反。看来，可能是甬坚先生将严老文中的“置驿密度”理解错了。“置驿密度高” 意味着驿站的间距小，而不是驿站的间距大。严先生所述的“平均驿距不到30里”和甬坚先生的上表相符，也十分正确。

◎早春山行

如果说这是个人理解有误的话，那么国家级的《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有如下叙述，则似乎源自“偏见”。在论述《隋唐道路交通的振兴》时，作者写道：“据《新唐书》……秦岭南北的谷道，驿间的距离都比较长。” 作者没有写出自己所得结论的资料文献和具体依据，却显然与严耕望先生的研究结论相反。至少从秦岭蓝武古道的情况看，“秦岭南北的谷道，驿间的距离都比较长”中的“都”深值商榷。除了将秦岭古道驿距“拉长”外，《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还将秦岭古道的京畿中心位置严重边缘化，划归“边远山区”。子午道北口，一派皇家园林。蓝武道为国家第二大道，唐太宗都能够“望终南山”。唐朝驿道有六个上关，秦岭古道占其二：大散关与蓝田关。褒斜道的褒城驿，时人谓之“天下第一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虽已经援引了，却还要把终南山、秦岭古道和“夜郎道”“灵关道”相提并论，划归于“边远山区道路的扩展”题目谈论，岂不谬哉！

有意还是无意地淡忘关中长安的历史国都——千年古都地位，都会把秦岭古道的文化地理研究引向误区。脱离长安的历史国都地位，在秦岭古道的文化地理研究中将“蜀道”概念泛化到荒唐地步者有之；将秦岭古道政治地理上的京畿位置移地换形到“夜郎国”者有之；看不到秦岭驿道与长安国都的同一性，将秦岭栈道被碥道（所谓“土栈”“石栈”）取代当作“生产力提高”者有之；缺乏现代人文地理眼光，将秦岭古道上世俗投机性的“终南捷径”和深沉超越性的“终南幽境”混同者更有之。鉴于此，本册努力围绕“道汇长安”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