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南赣平叛安民的同时，坚持研学弘道，悟出“良知”二字，始揭“致良知”之道，从而完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认知与践行。

王阳明是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彪炳史册、建立不世之功的文武全才；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开创儒学新天地的一代心学宗师；作为师者和教育家，他是人格完满、桃李天下的百世之师。

如果将王阳明成功的原因归功于他所创立的心学的力量和支撑，那么，心学的真谛和精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良知”二字，才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真谛和精义。他认为，“良知”是天地万物之纲，是真正的“圣人之道”。

在南赣平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阳明公务之外也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他迁建以宋儒周敦颐的号命名的“濂溪书院”，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他在讲学时论及最多的就是“良知”和“致良知”。

最早提出“良知”的是孟子。《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则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孟子提出“良知”概念后，后代儒者较少论及，直到王阳明才重提“良知”。而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实际上是对“心”的发挥和阐述，比孟子所说的“良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王阳明对“良知”的认识，有一个从无意识流露到有意识揭示的过程。他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他还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www.daowen.com)

王阳明于百死千难中悟出的内心深藏的“良知”，源于他报国为民的初心和敢于担当的秉性。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宸濠之乱，本不关王阳明的事，当时他正奉命戡复福建叛军，北上途经丰城县（今丰城市）境，听闻南昌城有变，出于本心的良知，他扛起了一份责任。在众多官员观望、情报不清的情况下，他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在尚未得到朝廷批文的情况下，他擅自返回吉安调兵平叛，以万余衰弱之兵破宁王十万之众，于万般艰难中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内心这份良知，他怎么会有如此担当？！

南赣和南昌的平叛结束后，王阳明并没有真正受到朝廷嘉奖，反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猜忌诽谤和构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遭遇，王阳明并没有为自己叫屈或辩白，而是在冷静的思考中悟出了“良知”学说。王阳明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也由此升华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明确地说，自从经历宸濠之乱和许泰、张忠等人的诬陷后，他更是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他在给江西学生邹守益的信中欣喜地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在赣州初讲“致良知”。此后在南昌、在浙江老家，他都以“致良知”为教学宗旨，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自己的良知发掘出来并落实在行为上，就是“致良知”。对于“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他强调说，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功夫。他认为，并非仅仅有良心就可以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要达到致良知的境界，绝非等闲中来，要自困顿中来，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要事上练，要实落用功。可见，“致良知”的过程也就是践行“知行合一”的过程。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把近乎泯灭的“良知”深入发掘了出来，更在于他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论，并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