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在中国十大文化大省中排名第三，是因为它在中华文化的极盛之期——宋明时代取得了最高成就，一批文化巨人叱咤风云，为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江西，春秋为楚、吴、越三国地，战国为楚地，秦属九江郡，汉高帝初年设豫章郡，汉武帝时划属扬州。汉代的豫章辖区与后来的江西省大致相当。历南北朝至唐代，江西人文一直在深蕴厚蓄之中。宋代以来，江西人文蔚起、名人辈出。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禅宗的腹地；三是理学的心脏地带；四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五是道教的重镇；六是经济与治术之地。

就文学而言，江西可谓“名家巨擘贤材荟萃，鼎钟野瑟相激百世”。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说：“我们国里头四川和江西两省，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从宋至明，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六百余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

纵观宋明文坛，从作家数量看，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擘，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从宋明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为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从宋明文学即诗歌、曲词、散文、戏曲四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唐宋八大家有三家在江西，其中欧阳修列宋代六家之首，被尊为文坛领袖。王安石品高学博，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也是诗文大家。曾巩的散文，公认一流。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杨万里创造诚斋诗体。“宋词四大开祖”，晏殊、晏几道父子居其二。“元诗四大家”中，江西有虞集、范梈、揭傒斯三家。明代汤显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提出“情至说”，创作出“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被评价为描写爱情的千古绝唱，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此外还有千古忠臣文天祥、中国首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解缙等贤才大德。但总的来说，清代以后江西文学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江西文学的高峰渐次退潮。

朱熹纪念馆

就思想文化而言，宋元明三朝，江西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之大，他省少见能与其比肩者。以宋代而论，欧阳修直承韩愈，著《本论》发道学之端；刘敞经学独步一时；李觏著《周礼致太平论》于先，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周敦颐长期在江西为官，晚年寓居九江，其学术流传自庐山濂溪而始；南宋朱熹依时而进，集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成为宋以后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鹅湖之辩，陆九渊与朱熹二分天下，挺立卓越。元代吴澄是一思想大家。而明代江西思想学术之盛，人物之多，更超越宋代。明初，吴与弼、胡居仁学术之精，举世公认。而浙中王阳明倡“致良知”学后，江右王门成为其学术的主流。黄宗羲《明儒学案》共62卷，王门学案中，江西独占9卷，所记人数达33人，浙中才占5卷，江西学术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唐宋以来，江西佛、道兴盛，大德大师喷薄而出，并开宗立派。

江西是禅宗的定型之地。从净土宗慧远大师到青原行思再到沩仰宗、曹洞宗和临济下杨岐、黄龙二系的列列龙象大德，可谓精光奇彩，美不胜收。纵观从行思、怀让到五宗鼎立的200年间禅宗史，可以说，禅宗的全部繁荣过程，其根源都离不开江西。作为宗派，洪州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黄龙宗、杨岐宗，都有祖庭祖塔在江西。特别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两大改革，“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佛教发展的硬件和软件改革，都在江西完成。

江西是道教的发祥之地。江西道教源远流长，教派叠起，高道辈出，影响很大，在中国道教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江南占有主导地位。现存道教分为正一派与全真派两大派别。正一派之源即在江西龙虎山，此为世人所公认。从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东汉永元二年（90）到江西龙虎山等地从事创教活动之后，江西有组织的道教开始发端，龙虎山遂成为道教发源地。江西还有伶伦、葛玄、葛洪、净明宗许逊、麻姑寿仙等美丽传说，他们“修道炼丹”“掷米成珠”“救民水火”“鸡犬升天”的故事长久被人津津乐道。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利用下，江西道教各门派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唐、宋、元、明时期达到了鼎盛。(www.daowen.com)

在典章制度和科技务实层面，江西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前者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348卷，举凡田赋、盐铁、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礼乐、名刑、经籍、封建、天文、物异、舆地、四夷等有关定国安邦之事，都一一通考，以备治国之用。后者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知识技能的学习、传承提供便利，是事关“利民用、厚民生”的独树一帜的科技史书。

宋代以后，封建经济持续发展，活字印刷等发明极大推进了文化进步，知识分子的读书量超过唐以前的士大夫，政府也相应调整了文化管理政策。元朝建立了比任何朝代都要辽阔的疆域，加强了与亚、非、欧的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明朝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后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些都为文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在这一重要时期，江西文化能够独领风骚，创造最高成就？江西文化发展有其历史源流。早在先秦时代，江西文化与全国先进地区的交流与传播就已经展开。江西文化虽灿烂于宋明，但肇始于春秋。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当时就来到江西，在今进贤县的栖贤山设坛讲学，一时求学者络绎不绝，人满为患。东汉“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是豫章高士，名显一时。而东晋陶渊明，则是田园诗祖，他创造了人人心中的理想生活之处——桃花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座奇峰。唐代李白、白居易、王勃等人都对江西文化发展做过巨大贡献。

江西宋明时代的文化繁荣得益于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移。自南北朝开始，江南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隋唐以后，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经济更是有了长足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出现南移。全国政治中心也逐渐向经济重心靠拢，逐步从关中地区东移到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地，江西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大大缩短。中原地区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金战争等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给江西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到两宋时期，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余户、446万余口，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居各路之首。

白鹭洲书院

江西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与这一历史时期江西交通的发展相关。当时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大余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江西得以用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这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江西文化的繁荣，也与江西的风土人情、历史传统、教育环境相关。江西人历来秉持耕读为本、诗书持家的宗旨。政府设置学田，保障教育经费，“江右书院冠华夏”。教育的兴盛推动了科举的发展，江西进士的数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宋代江西曾出现“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的情形，“朝士半江西”。而古代众多的官员恰恰是文学大家的主力。

赣鄱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江西在宋明时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源泉。有着独特精神标识的赣鄱儿女，更应坚定文化自信，加大对江西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研究、普及力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