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06年以前）

敦煌早在汉武帝建郡立县之前，就有我们的先祖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谱写了敦煌的历史①。这在一些古籍中是有零星记载的，《尚书·尧典》说，帝尧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罐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延鲸于羽山”。这里的三危，据后人的注释，都认为就在现敦煌市境内。如《史记·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峰，故日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水经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卷四十中也说：“三危山在县南三十里，有三峰故日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这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三苗族人在敦煌居住生活，他们是在中原部落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迁徙到这里来的。从这里也可看出，敦煌与中原地区早有联系。

到了夏、商、周时期，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族的后裔，当时叫羌戎人。这也有零星记载，《禹贡》中说大禹治水时曾“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左传》也曾提到“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对于这个古瓜州，《禹贡·山水泽地篇》注释说：“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至于“允姓之戎”，《后汉书·西羌传》中提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②

从考古出土文物也可证明早有劳动人民在这里活动，1963年，甘肃省文物队在敦煌市南湖乡墩墩山发现石刀、石斧各一件，经鉴定是新石器时代遗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78年9月，敦煌市文化馆考古组在南湖乡墩墩山烽墩附近发现石刀一具，据初步鉴定也是新石器时代遗物。生产工具的出土则是有力证明，石刀、石斧是远古代劳动人民开发敦煌，与大自然做斗争的实物见证。肃北县发现岩画多处，经专家鉴定或为更早先民所留。

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和塞种胡人。③据《史记·大宛列传》记：大月氏人和匈奴同俗，过着游牧生活，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强盛时曾占有后来的凉、甘、延、沙等地，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据《汉书·西域传》“乌孙”条记：乌孙人“随俗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塞种胡人本来也是允姓之戎的后裔，世世代代居住在敦煌。战国末期，乌孙人和塞种胡人均被强大的月氏人赶走，乌孙人西徙伊犁河流域，塞种胡人往葱岭南奔，敦煌被大月氏人独占，一直到秦末汉初。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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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禹贡》，“三危既宅”。

2.清代常钧的《敦煌杂录》卷下“三危山”条说：“尚书孔安国传，三危西裔之山，舜窜三苗于三危，《禹贡》三危既宅是也。”《隋志》：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都司志》：三危为沙州望山，俗名卑羽山，在今城东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坠，故名。

3.荀济《论佛表》：“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追逐，往葱岭南奔。”塞种，部族名，又译为释种，本允姓之戎，战国前居敦煌，后被月氏攻击，西迁葱岭，分布于印度西北及葱岭北。

《汉书·西域传》：“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中亚古国名，公元1世纪，统一于大月氏建的贵霜王国，或大月氏王国，印度称吐火罗王国。《汉书·西域记》中记，本居中国之大夏人，前171-前139年左右，经今新疆南部西迁于中亚），而塞王南君罽宾（古西域国名，所指地域因时代而异。汉代，指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都循鲜城〈在今克什米尔〉隋、唐时，则指阿富汗东北，罽宾为佛教大乘派发源地。汉以后许多罽宾僧人来我国传教译经。唐代称箇失密或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一名的古译），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身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4.《汉书·张骞传》：“臣君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史记·大宛列传》中记，大月氏被匈奴赶走西迁，“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