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的活动无法相分。从生成过程和生成方式看，历史世界与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之异，便在于历史世界源于人的创造活动，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则自然形成，其间并无人的参与。人的活动也就是人之所“作”，其内容具体展开为多样之“事”，所谓“史，记事者也”[3]，也从一个方面注意到“史”与“事”之间的关联。宽泛而言，作为人之所“作”，“事”既表现为个体性的活动，也展开于类的领域。在个体的层面，个人所作之“事”的延续构成其人生过程；在类的层面，人“事”的代谢则呈现为前后赓续的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柯林武德，在后者看来，历史学所考察的也就是“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5]。这里所说的“人的活动”或人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类的层面人所作之“事”，历史则生成于其中。

作为人之所“作”的两种形态，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事”并非截然相分。一方面，个体不仅可以参与类的层面之“事”，而且个体所从事的活动或个体之“事”也内在于更广领域的类之“事”；另一方面，类的层面展开之“事”，往往在不同意义上构成了个体从事多样活动（做不同之“事”）的背景。然而，对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间的关联，一些哲学家往往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海德格尔在谈到“此在”时，便认为：“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6]这里所说的“此在”主要指个体存在，“有所作为”则在宽泛意义上涉及个体的活动。海德格尔将“有所作为”主要与此在实现自身可能性的过程联系起来，不仅延续了前述化“事”为心的总体进路，而且进一步将与之相关的活动主要限定于个体的生存之域。这一看法似乎在忽略“此在”与“类”（共在）之间现实联系的同时，也未能充分注意现实之“事”的社会内涵。

从时间之维看，历史发生于过去，但又存在于现在，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也涉及这一点。以往历史与当代史、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既有认识的意蕴，也有实践的意义。就认识的层面而言，对过去历史的理解总是受到当代处境的制约，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的意义也只有在当代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具体的显现；从实践的角度考察，过去或历史中发生之“事”，往往制约着现在或当代所“作”之“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发生于15世纪，这一探索同时将世界在地理上置于全球的视域，而今天人们在经济等领域所“从事”的全球化活动则与之相关。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地理大发现的认识意义和实践意义与人们在当代所作之“事”无疑难以分离。

历史过程的展开，以从事多样活动的人为主体，完成不同活动的过程也是人做“事”的过程。与之相联系，作为从事多样活动的人，历史的主体同时表现为“事”的参与者。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人之创造历史，首先表现为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正是在完成具体之“事”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事”的多样性，规定了历史主体的多样性。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或以工具做“事”的过程，使人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走出了自然界，成为历史的开创者。在从事生产、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等不同的活动中，人既做不同之“事”，也成为与不同之“事”相关的历史过程的主体。“事”赋予历史过程以具体内容，“做事”则使历史主体获得了现实、具体的品格。

由“事”成史，与“事”本身的发生、展开、完成过程相联系。从“事”的发生看，人之做“事”，总是基于一定的需要。以生产活动而言，作为人所作之“事”，生产活动以满足人的生存和多样发展的需要为前提，可以说，正是这种需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内在动力。一旦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要减弱甚至不再需要这种产品，则生产该产品的生产规模便会相应缩减甚而其整个生产活动将被停止。引申而言，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人所作之“事”都源于人的不同需要：现代的政治竞选活动，基于获取权力、争取民意等不同的政治需要；以各种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源于相关国家或集团维护政治、经济具体利益的需要；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则以满足一定时代的文化审美需要为其历史缘由，如此等等。从以上方面看，需要构成了“事”之所以发生的前提，并使“事”的发生成为必要。然而，必要性本身并不能保证“事”的完成，有效而成功地做“事”，同时基于做“事”者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正如“需要”为“事”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能力”从行为者的方面赋予“事”的完成以内在的可能。历史过程以多样之“事”的展开为内容，人的需要与人的能力在使“事”的发生和完成成为必要和可能的同时，也使历史的衍化获得了内在的推动力，而历史由人创造，则由此从一个方面得到了确证。

以凝而成“史”为现实趋向，“事”展开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前面提到的多重需要，也已涉及“事”的不同方面。从历史领域的具体过程看，生产劳动无疑是人做“事”的本源形态或基本方式。作为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产劳动既展开为天人（人与自然对象）的相互作用，又构成了天人相分的前提：正是通过变革自然对象的劳动，人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以“制天命而用之”为形式，劳动改变了自然；在成就人之“事”的过程中，劳动同时创造着历史。广而言之，劳动不仅涉及天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谓生产关系，便既包含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也渗入了人们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联和彼此互动。与之相联系，劳动既变革自然，也影响社会；既从天人关系的衍化这一层面制约历史，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而给历史打上不同印记。与劳动相涉的历史演进过程，则同时包含以上两方面的内容。

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中国早期基于礼法的为政治国或古希腊城邦的议政和决策，抑或近代以来的政党相竞、民意代表选举、科层操作，都可以视为政治“事”务的不同形式。政治“事”务通常被视为所谓“政事”，主管这一类事务则被称为“主事”，而政治领域的超脱逍遥或无所作为，则往往被看作“置身事外”。从历史的层面考察，还可进一步注意到，政治上具有反叛性质的活动每每被理解为“举事”，历史上农民的揭竿而起首先便以“举事”为形式，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则常常表现为历史“事变”。以上这些涉及“事”的表述，不仅仅是一个名言运用的过程，同时也在实质的层面折射了政治活动与“事”的相关性。如果说，政治领域中日常的政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那么，以“举事”“事变”等为形式的政治变迁，则往往展现了历史常规进程的某种间断，两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作为人之所作（“事”）形式之一的政治活动与历史过程的内在关联。

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是军事活动。军事本身可以视为政治的继续，在与“事”相涉这一点上，“军事”与“政事”同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人之所“作”，“军事”活动往往以更多样的形式展现了人做事的创造性。用兵过程，既应遵循兵家的常道，所谓“正”，也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不拘常道，所谓“奇”。奇正相倚，赋予军事活动以丰富绚丽的形态。把握此种用兵之道并进而展开各种军事活动，构成了人之所“作”（“事”）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曾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这种战争同时又以不同的形式制约着历史过程。以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而言，作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战“事”，此战体现了晋军善于把握战机、以少胜多的战争艺术，并相应地突显了谢安、谢石、谢玄等人（从事军事活动的主体）在相关战“事”中的作用。这一战“事”的直接历史结果是东晋王朝阻止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而其更长远的历史影响则表现在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已有经济、文化传统在南方的延续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样是一著名的战“事”，面对德军的猛烈攻势，苏军经过惨烈苦战，最终粉碎了德军试图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战略图谋。此战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苏军成功地抵御了德军对一座城市的进攻，而且表现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走向转折点。可以看到，作为人之所“作”，战“事”或军“事”活动不仅本身展现为历史衍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影响着更广意义上历史演进的具体进程。(www.daowen.com)

表现为“人事代谢”的人之所“为”，同时展开于观念的领域。在考察观念（心灵、意识）与历史的关联时，柯林武德曾指出：“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事，而人性（如果它是任何真实事物的一个名字的话）就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名字；所以获得完成特定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获得特定的人性。”[8]心灵与广义的意识或观念相联系，从动态的层面看，意识、观念或心灵以活动为其呈现方式。这种活动也就是观念领域之“事”，当柯林武德指出“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事”之时，似乎也有见于此。“心灵所做的事”，当然并非纯粹关乎意念之维。作为观念性的活动，心灵所做之“事”既与意念相涉，也兼及人之“身”。心灵（意识活动）并非空泛的意识之流，而是以思想或观念为其内容。作为心灵（意识活动）结果的思想或观念唯有通过语言或言语的表达，才能影响他人和社会，并由此融入历史。而不管是语言的书面运用（书写），或者言语的口头表达（言说），都与“身”相关。如果离开了以上过程而仅仅停留于个体意念，则蕴含于意识的观念和思想便难以呈现于社会并对历史产生实际的影响。意识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用语言以凝结和传递思想，由此进一步影响历史，都属广义的人之所“作”，它们同时构成了历史视域中“心灵所做的事”的一般特点。

从更为深沉的历史层面看，以意识活动为形式而展开的“事”（所谓“心灵所做的事”），具体融入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过程。如前所述，意识非空泛之流，就个体而言，意识活动是生成不同观念的内在条件；以社会或类为视域，则意识活动渗入艺术、科学、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其作用体现于不同思想观念和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人之所“作”既涉及自然对象和社会实在的变革，也关乎观念层面的活动。前者体现于自然的人化和社会实在的建构，或可视为广义的“人化”过程，后者则可以看作狭义上的“文化”创造过程，以“人文化成”[9]为具体内容的历史变迁则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就文化创造而言，艺术作品来自艺术的创作，思想系统表现为观念建构的产物，科学理论源于观察、实验和探索、思考，如此等等。无论是艺术的创作，抑或思想的建构或科学的探索，都是人所从事的活动或人所作之“事”。作为人所作之“事”的产物，艺术、科学、思想的成果同时在观念之维构成了历史的重要内容。

可以看到，人所作之“事”包含多重方面，从生产劳动、政治运作、军事征战到与观念活动相联系的文化创造，“事”展开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并赋予历史的衍化以具体、多样的内容。历史由人创造，基于“事”由人作；“事”的多重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关于历史与人的关联，一些哲学家也有所注意，但其关注之点往往更多地指向史与心或史与精神的关系。黑格尔便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正如同自然是观念在空间里的发展一样。[10]这里固然试图以时、空区分历史与自然，但同时又主要将历史与精神联系起来，此所谓“精神”虽不同于个体意识，但亦属广义之“心”。将世界历史视为“精神”的发展，则相应地突出了史与心的关联。相对于化史为心，以“事”成史无疑从更为本源的层面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形态。

历史领域中宏观意义上的“事”，最后总是落实到个体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则与个人所作之“事”息息相关。具有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通过文韬武略的具体运用，可以成就不世之伟业，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便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这一点。个体的作用不仅与政治领域相涉，而且体现于更广的文化之域。以科学研究而言，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从不同意义上推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变革，对自然的这种认识和变革又从一个方面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本身的历史。以上理论的提出，与相关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无法相分，这种研究活动本身则当归属于个体所作之“事”。科学理论与历史变迁的如上关系在展现科学研究之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彰显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当然，历史人物所“主”之“事”，离不开更广意义上人们的共同参与，政治领域中各种大小历史事件的出现和完成便体现了这一点，科学研究及其历史意义的实现同样也不例外。从科学活动及其意义看，不仅科学发现基于科学研究的前后延续，而且科学理论之实际地影响社会生活，也以技术、生产等领域的不同主体所从事的设计、制造等社会活动为中介。历史的画卷，总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引领和不同层面人们的参与而共同完成。在这里，个体（历史人物）所作之“事”与人们共同参与之“事”彼此合流，融入同一历史过程。

进一步看，人所作之“事”同时发生于日常世界，与之相联系，所谓历史因“事”而成既关乎宏观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变迁，也涉及日用常行的展开。日常生活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历史，社会风尚（包括时尚）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转换，每每不同程度地给历史过程打上自己的印记。以历史向信息时代的趋近而言，这一过程既以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为前提，也离不开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行为。从网络支付、微信交流到网上订票、手机打车等等，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信息化的生活。离开了上述日常生活中所作之“事”，向信息时代的演化便至少缺失了一个方面的历史内容。

基于人所作之“事”，历史的演化过程往往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在其《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曾对自然界和精神领域做了比较，并认为：“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11]如上所述，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也就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与之相应，这里所说的“精神领域”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历史领域或历史过程。黑格尔将历史归结为“精神领域”，固然体现了其思辨的趋向，但肯定历史过程不同于自然界，则似乎不无所见。历史领域与自然界都关乎时间，从而都涉及变迁过程，不过在自然界，时间仅仅与对象（物）自身的变化相关；在历史领域，时间则与人之所“作”——人的做事过程相联系。作为人之所“作”，“事”不仅仅涉及时间的流逝，而且其展开过程在内容和方式上也都渗入了新的内涵。自然界或物理世界虽有变迁，但不存在创造意义上的“新”，人所作之“事”则同时展现为人的创造性活动。从这一方面看，尽管黑格尔有见于历史与自然界之别在于前者包含“新东西的发生”，但却未能进一步注意到这种“新东西”与人所作之“事”的关联。事实上，正是人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赋予历史过程以新的内容。不妨说，历史因“事”而常新。

从“类”的层面看，“事”既有间断性，也有延续性。当特定之“事”在一定时间段完成后，此“事”也就走向终结。就“人事之代谢”而言，以上现象所体现的是“事”的间断性。与之相对的则是“事”的延续性。以文化创造活动而论，经典的诠释构成了人们在思想层面所作之“事”。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一方面，每一时代的个体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对以往的经典做出自己的诠释，这种诠释所体现的是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另一方面，前代的诠释活动与后代的进一步诠释绵绵交替，思想和学术的传统则由此逐渐形成。文化思想层面的如上活动既展示了人们所作之“事”的间断性（不同诠释的时代性），也蕴含了其延续性（由诠释的传承而形成思想的传统）。“事”的这种间断性和延续性，赋予历史过程以间断和延续双重品格。法国哲学家阿隆（R. Aron）在谈到历史时，曾提及历史过程包含两个方面，即变化（change）与演进（evolution）；前者（变化）意味着中断（discontinuity），后者（演进）则指向前行（movement）。[12]这里所说的变化（中断）与演进（前行），在实质的层面也关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与间断性，而历史的这一特性则源于“事”的展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