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论，大致关乎本然世界。本然世界中实在的生成性和存在规定与人所作之“事”的关联，主要呈现于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由本然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事”与存在和生成的联系展开于更为内在和深沉的层面。这一视域中的存在与生成既涉及现实世界本身，也与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相关。作为不同于本然之物的存在形态，现实世界生成于人“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视为“事”在历史层面的展开。以人的活动或广义之“事”为背景，现实世界取得了人化形态（亦即打上了人的印记），其中的具体事物及其生成，同样离不开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

现实世界首先表现为对本然存在状态的超越。海德格尔曾提出“存在的离弃”，并对此做了种种思辨的论说[16]。从实质的层面看，这种所谓“离弃”更多地关涉对本然存在形态的脱离。然而，在“存在的离弃”这种表述之后，不仅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未能得到肯定（“离弃”更多地蕴含消极、否定的意义），而且超越本然存在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前提也被遮掩：现实世界似乎仅仅表现为存在本身思辨衍化的产物。以上看法与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之说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海德格尔以“在世界之中”为个体或“此在”的存在方式：“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17]然而，“在世界之中”在逻辑上以世界本身的生成为前提，如前文所述，海德格尔固然注意到“在世界之中”包含“上手”活动，但却未能将这种活动与现实世界本身的生成联系起来。对他而言，“世界不是由上手的事物‘组成’的”[18]，较之上手之物，世界具有先在性：“在一切上手的东西中，世界总已在‘此’。”[19]从而，不是上手的活动生成世界，而是世界规定上手过程：“正是世界使上手的东西由之上到手头。”[20]不难看到，在海德格尔那里，所谓“上手”活动主要与个体“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过程相联系，其作用缺乏建构现实世界的意义。海德格尔固然强调“此在”具有面向未来而自我筹划的特点，但却似乎赋予“此在”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以某种既成性。

按其真实形态，化本然世界为现实世界既涉及已有存在形态的转换，也以新的存在形态的生成为指向，而以上过程的完成，则以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为前提。与上述过程相对，海德格尔将作为人之所“作”的谋划、科学研究、制作等活动视为“存在离弃”状态的体现。[21]这既未能把握现实世界超越本然存在的价值意义，也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生成与人所作之“事”的关联。

怀特海曾指出：“现实世界（actual world）中的秩序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引入调节性（adaptation），从而不同于单纯的‘给定性’（givenness）。”[22]如前面提及的，从总体上看，怀特海往往未能对本然世界与现实世界做严格的区分，他所说的“现实世界”既非基于人所作之“事”，也并不以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其前提，从而与本然世界没有实质的分别。不过，在引申的意义上，可以将这里所说的“现实世界”理解为通过人的作用（事）而生成的世界，与之相对的“给定性”则可以视为“本然性”。怀特海在未区分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前提下笼统地谈“现实世界”，在理论上无疑不甚确当，但其中提到的“目的”“调节性”，则似乎又触及了现实世界的某些特点。从实际的形态看，较之本然世界的“给定性”，现实世界确乎同时与“目的”及“调节性”相联系：以“事”成就世界，总是从一定目的出发，并对事物形成多重作用，后者可以视为广义的调节。

在现实之域，事物既呈现为实际的存在，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存在与生成在现实世界中的这种关联，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通过“事”建立起来。“事”的这种作用和功能，与“事”本身的品格相关。作为人之所“作”，“事”不仅以已然的存在为出发点，而且本身也展开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性源于时间、条件的变迁，基于“时”而展开“事”，具体表现为“随时”：“当其时，作其事，便是能随时。”[23]这一视域中的“事”与事物的生成性呈现一致的趋向，而“事”的结果或“事”的产物，则呈现为新的存在形态。在“事”的展开过程中形成新的事物既体现了存在过程和存在形态的互动，也为现实世界中存在与生成的统一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与本然世界主要表现为自在的存在不同，现实世界的形成离不开人的参与，中国哲学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便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的现实世界中，不同存在形态之间的关联、新的存在形态的生成，都往往以多样的形式涉及人所作之“事”。以水利、水电工程中大坝的建设而言，大坝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河堤，一方面，它基于已有的存在形态，包括峡谷或其他山体、不同的建筑材料等等；另一方面，它又离不开以施工过程（建坝活动）为形式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已有存在形态（建坝前的峡谷、山体、江河、建筑材料等）与新的存在形态（大坝的形成）之间具体关联的建立，乃是基于人所作之“事”：以施工活动为形式的“事”既展开为大坝的生成过程，也使存在的不同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相互连接。

现实世界中具体事物的存在有其始，也有其终。从演化的角度看，事物的始和终同时表现为开端与终端。以过程为视域，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开端与终端本身又相互关联：变化和生成无法从“无”（非存在）开始，它总是以已有存在或存在的既成形态为开端；同时，与空洞的时间流逝不同，这种变化和生成又引向多样的结果，后者可以视为一定变化过程的终端，作为新的存在形态，这种结果又构成了后续变化过程的开端。对开端的抽象追溯，往往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后退并进而消解存在本身，庄子曾做过这一类的追溯：“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24]这里的“始”属与时间相关的开端，“有无”则涉及本体论层面的存在与不存在。从“始”（开端）向前不断上溯，最后达到的是终极意义上的“无”，而存在本身则由此也趋于消解。在化“有”为“无”这一点上，以上思维进路与庄子突出“方生方死”、强调变异绝对性而虚化存在无疑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将终端（一定变化过程的结果）凝固化，则将使变化本身失去前提和根据：终端的凝固化，意味着存在被终结于某种已然或既定的形态。从实际的演化看，开端和终端作为现实存在的相关方面，统一于以“事”为实质内容的变化过程：在现实世界中，事物的不同存在形态既以过去所作之“事”及其产物为开端，也通过人之所“作”而打上了新的人化印记，就后者而言，它们又表现为具体存在的某种“终端”；但同时，这种作为“终端”的存在形态作为后续之“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又呈现为新的存在形态的开端。(www.daowen.com)

开端沉淀了以往之“事”，又引向未来之“事”。前者（沉淀以往之“事”）使之与过去关联而不同于自本自生意义上的“新东西”，后者（引向未来之“事”）则使之内在于发展过程而有别于“永恒”之物。海德格尔认为“开端性的东西绝不是新东西”，“开端也绝不是‘永恒的东西’”[25]，似乎也有见于开端的以上品格。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开端尚未与“事”相涉，其形态更多地表现为思辨意义上的存在。以“事”的展开为背景，开端包含过去，蕴含未来，其起源（表现为过去的终点）和趋向（指向未来的结果）都同时关乎终端。不妨说，正是在“事”的前后相续中，开端和终端作为过程中所呈现的存在规定获得了具体的内容和实际的意义。

以成就世界为指向，现实之“事”同时制约着规范或变革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关乎存在与生成在“事”之中的现实关联。对世界的规范或变革一方面以对象的既成形态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以其中蕴含的变迁可能或变迁趋向为根据。以农耕活动而言，播种基于农作物的已有存在形态（种子），收获则以其生长和生成过程为前提。通过耕种、灌溉、田间管理这一类“农事”，相关对象不再停留于原初的存在形态，而是经历了诸如种子的发芽、生长、成熟的过程。这里既包含前后不同的存在形态，也展现了这些存在形态之间的转换，后者同时构成了农作物生成过程的具体内容。在此，人所作的农耕之“事”（“农事”），构成了农作物的存在形态与它的生成过程彼此关联的条件。

当然，通过“事”作用于对象而生成新的存在形态，并非仅仅表现为以人的活动干预事物。野生或自然状态下的植物和动物经过人的培植、驯化，可以成为人的种植物和家畜。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对象从一种存在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存在形态依然遵循生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并需要阳光、水分、空气等外部条件，同时，其物理、化学的构成也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就此而言，其演化表现为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体现了人的目的和意图、包含人的作用过程：对象在物理和生物层面的变化，如稻谷由种子而抽穗，牛羊由孕育到出生、成熟，固然与“事”并不直接相涉，但在栽培、驯化的过程中，对象的不同存在形态的关联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成和变化，乃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连接。人所作之“事”，同时涉及以上两个方面。如前所述，正是通过这一意义上的“事”，不仅现实世界中不同存在形态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而且其存在形态与生成过程之间的交融也得以实现。现实世界中人所作的以上之“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机巧”。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曾对“理性机巧”做了如下论述：“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26]在这里，理性的机巧具体展现于人所作之“事”，后者既体现了人的谋划和作用，又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它让对象各按自己的本性相互作用，而不施以人为的干预。可以看到，人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相反，整个过程一开始便引向人自身的目的，但人又并不违背事物的固有本性，而是顺乎其自然的发展过程。

在园林的构建过程中，“事”的以上特点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园林中可以看到奇“山”异石、小桥流水、通幽曲径、花草树木等等。这些“山”、石、水流、花草尽管有其固有的物理、生物等属性，这种属性和规定所具有的实在性非人所能任意改变，然而它们的造型、布局等等，又体现了人的审美观念，并经过人在不同意义上的现实“重构”：渗入其中的谋划、设计、构建，无疑属人之所“作”。从后一方面看，园林以及其中的“山水”“花草”“曲径”，可以视为因“事”而成之物。在这里，“山水”“花草”“曲径”的存在形态通过“事”而区别于自然状态下的相关对象并“生成”为具有艺术意义的园林。不过，作为园林生成和存在前提的“事”虽然展开为人的谋划、设计、构建过程，但又非完全脱离“山水”“花草”“曲径”自然的存在方式。明人计成在谈到园林时，曾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27]概括其特点。此所谓“由人作”，意味着异于自然；“宛自天开”，则表现为合于自然。在园林的以上构建过程中，“事”作为沟通生成与存在的现实中介，同时使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呈现统一的形态。

怀特海曾指出：“现实世界（actual world）是每一种新的创造的‘客观内容’。”[28]这里的“现实世界”如果理解为与“本然世界”相对的存在形态，则以上看法似乎注意到了现实世界本身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人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即构成了现实世界的内容。不过，在怀特海那里，上述观点仍呈现抽象的特点，这不仅在于怀特海缺乏对现实世界与本然世界的自觉区分，而且在于他离“事”而言“创造”。脱离了人所作之“事”，所谓“创造”将或者被归之为“创世”一类的超验活动，或者流于思辨的构造。作为现实世界形成的前提，创造与人所作之“事”无法相分：唯有依托于“事”的创造活动及其产物，才构成现实世界的“客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