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知道中庸之道并不够，还必须去做；仅仅去做也并不够，还必须坚持。

《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中庸》第11章）君子，社会上层。有地位的人遵循道去做，常常半途而废，但我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在贯彻中庸之道方面，孔子树立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圣王舜，前面提过，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6章），是运用中庸的模范。一个是学生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第8章）。颜回是这样一个人，他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了有用的道理，便牢记在心头，再也不丢下。颜回是坚守中庸的模范。远学舜帝，近学颜回，中道之行，大有希望。

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尊敬贤人同时鄙视小人。子路不以为然，说：晋国的两家卿大夫范氏和中行氏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们如今全都灭亡了。孔子摇头道：你理解得不对。范氏和中行氏虽然有尊贤的名声，但却没有做到任用贤人；虽然说自己鄙视小人，却不能把小人赶走。结果贤人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心中不满，小人因为受到轻贱而怀抱仇恨。贤人不满，小人仇恨，两者相加，范氏和中行氏想要不灭亡，办得到吗？《（孔子家语·贤君）》

近贤人、远小人是好道理，然而不坚决实行，再好的道理也没用。说不定画虎不成反类犬，想两头都不得罪，结果弄得两头都不满，乱糟糟的，似一锅粥。

中庸之道能坚持下去，除了取决于决心外，还必须行之有效。如果没有效果，别说别人不满意，就是自己也泄气。要保证能够收到实效，最要紧的是以对象为转移，也就是哲学上讲的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中庸之道是普遍原则，但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做出调整，对症下药，不能一个答案、一个标准、一个办法打遍天下。(www.daowen.com)

东汉献帝时，丞相掾和洽建议曹操说：天下人，才能品德各不相同，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过于节俭朴素，用在自己身上是可以的，但用它去要求别人，出现的偏差或许就很严重。而今朝廷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官吏中凡是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被说成不清廉；而不修边幅、身着破衣烂衫的人，则被说成廉洁。结果弄得士大夫们故意弄脏自己的衣裳，收藏起车子和服饰；朝廷部门的大官，有人还自己提着饭罐到官府问事。倡导教化以正风俗，最要紧的是遵循中庸，只有不偏不倚，才可能保持下去。现在是一以概之，用难以实行的标准来检验不同的习性，实属勉为其难，一定有疲劳的时候。古人实施教化，务求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怪异的行为，都包藏着虚伪。曹操认为他说得对。（《资治通鉴》卷66）

这也是孔子所主张的。

楚国大夫叶公子高向孔子请教治国方法，孔子的回答是：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归顺。鲁国君主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治国方法，孔子的回答是：选用人才。齐国君主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方法，孔子的回答是：节约财政开支。

事后，学生子贡问：他们三位问的是同一个题目，您的回答每次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孔子答：叶公封地中的有些城市，比他自己的都城都要大，这说明民众眼里没有他，有反叛之心，所以我说治国方法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归顺。鲁哀公跟叶公不同，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面八方的人才到鲁国效力，对内联起手来愚弄他们的国君，致使宗庙得不到洒扫，土神和谷神享受不到祭祀，所以我说治国方法在于选用人才。齐景公跟他们又不同。他大兴土木，修筑雍门，建造路寝宫，仅一个早上从他那里领受300套马车作为赏赐的就有3个人，所以我说治国方法在于节约财政开支。（《韩非子·难三》）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适中对路子，就是运用中庸之道；也就是《中庸》倡导的“以人治人”（第13章），根据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