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是不偏不倚。

事物都有两极，不偏不倚就是不偏向、不倒向任何一极，保持正中位置，坚守正中立场。

我们看看这方面孔子是怎么说的。《关雎》是《诗经》的一篇，孔子很喜欢，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淫，过分。淫对于乐而言是偏激，伤对于哀而言是偏激，《关雎》好就好在不走极端。这是乐，是高雅的东西。俗物也一样。鲁国大贵族季氏，已经富过国君，可仍不知足。孔子的学生冉求还帮着他敛财，向极端发展。孔子非常生气，说这小子已经跟我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了，弟子们，敲着大鼓去讨伐他。（《论语·先进》）

人也一样。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泰，端正自然。君子端正自然而不显得骄矜，小人骄矜而不显得端正自然。君子的端正来自修养，小人的端正则是做出来的。小人拿腔拿调，给人以刻意追求和突出，很偏激。有的女人也常常陷于偏激，“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对她亲近，她就撒娇不讲理；对她稍微疏远，她就心生怨恨找你的茬儿。

爱也一样。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爱的时候，恨不得他永远活下去；厌的时候，恨不得他立马死掉。一会儿要他活，一会儿要他死，整个一迷惑。这是感情上的偏激。

别看孔子讲了这许多，他自己也不能完全避免偏向。

鲁国有位叫子桑伯子的人，与孔子一样办学授徒。孔子前去拜访他。子桑伯子没有穿戴好衣帽就出来见孔子。离开后，学生问孔子：夫子您为什么要拜访子桑伯子呢？孔子答：他的质地好但修饰太差，我打算劝他加强一下修饰。学生问子桑伯子：先生您为什么要接待孔子呢？子桑伯子答：他的质地好但修饰过于烦琐，我打算劝他减轻一下修饰。（《孔子集语·杂事》）(www.daowen.com)

这是生活小节。在治政这样的大事上，偏向一方的现象也是常见的。

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后，把太公吕望（姜子牙）封在齐国，把周公姬旦封在鲁国。这两个诸侯国紧挨着，两位国君的关系也非常友好。这天两个人一起谈论治国之道。太公望主张：尊重贤人，崇尚武功。周公旦主张：亲近亲人，崇尚恩爱。太公望说：用你这样的方针治国，鲁国从此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会削弱，但后世拥有齐国的，也肯定不是你吕氏。后来，齐国日益强大，到了齐桓公手上，达到顶点，称霸天下，但传到第24代，齐国的统治者就由吕氏换成了田氏。鲁国日益削弱，到后来只能勉强生存在大国的夹缝中，传到第34代就灭亡了。（《吕氏春秋·长见》）

其实偏重的办法往往适得其反。西汉时，武帝运用严刑苛法控制国家，喜欢任用酷吏，各郡、封国的长官也大多以残暴的手段治理地方，结果小吏和平民对犯法越发不当回事。一时盗贼四起，无法镇压，调集军队进行围剿，仍不奏效。于是武帝颁布《沉命法》，规定：只要出现群盗事件，不能及时察觉，或者察觉了但未能全部捕获的，俸禄二千石官员以下直至小吏，其中主持缉盗事务的官吏一律处死。及此，小吏害怕被杀，即便发现了盗贼也不敢报告，因为不一定能够做到全部捕获。各郡长官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也不希望下属报告。于是盗贼越来越多，官府上下互相隐匿，以虚文应付，借以逃避《沉命法》。（《资治通鉴》卷21）越是加强越糟糕，武帝生生把一件正当事搞成恶性循环。

要克服偏向，就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遵奉中道。

汉武帝的酷吏中有一人叫暴胜之，许多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是他处死的，各州郡的官吏很怕他。暴胜之来到渤海郡，听说当地人隽不疑贤明练达，便请来相见。隽不疑从容前往，暴胜之听说客人到了，鞋都没顾上穿好便急忙起身相迎。一番客套后，隽不疑说：我认为，作为官吏，过于刚强容易折断，过于柔弱则办不成事；应该在行使威势的同时，施以恩惠，如此才能建立功业，名声远扬。暴胜之对他的告诫深表赞同。（《资治通鉴》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