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是程颐的说法，他把作为《大学》三纲之一的“亲民”的“亲”订正为“新”。朱熹接受了这一改动，解释道：“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章句集注》）意思是，新是革旧的称谓，说的是个人并不停止于光大自身美德，而是进一步把光大美德推广到他人身上，使之得以去除旧有的污染。

个人在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秉承的就是这一宗旨，应该也必须把革新民心民风放在首位，这才是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最终成果。《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第2章）商汤澡盆上镌刻的铭文说：如果能够做到一天新，就应该坚持天天都新，今天更新了明天还要更新。《尚书·康诰》说：要做去旧迎新的人。《诗经·文王》说：周国虽系旧国，上天赋予的使命却是新的。因此治理者一定要把更新的原则发挥到极致。

（明刻）商汤王

新民可以归结为正民心。唐宪宗询问宰相裴垍，治国要务何为首？裴垍的回答是端正人心。（《资治通鉴》卷237）正民心跟内修阶段的正心一样，都诉诸仁义礼智信等根本道理的纠正功能，用以纯洁民心。所以新民说到底，就是营造以仁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使其在民间生根发芽，让民众接受道理，提高是非观，形成新意识、新习惯、新风气，从而养成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这种方法就是教化，《中庸》说：“修道之谓教。”（第1章）修，擦拭；道，道理。以仁义礼智信等根本道理来改变人就叫作教化。

明朝有个人叫阿寄，不知姓氏，在徐家为奴。徐氏分家，大儿子分得一匹马，二儿子分得一头牛，三儿子已死，留下的寡妇分到的是阿寄。阿寄已经50多岁了，寡妇哭道：马可以骑，牛可以耕田，老仆人有什么用呢？阿寄说：主人以为我不如牛马吗？于是为主家筹划生意。寡妇用首饰换回12两银子做本钱，交给阿寄打理，第1年就赚了三倍利润，20年后富甲一方。这家人风风光光地嫁出3个女儿，把2个儿子培养成太学生。阿寄临死前交给主人两个账本，往来收支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阿寄去世后，有人怀疑他中饱私囊，查过才知道，他没有一点积蓄，老婆孩子的衣衫破烂，勉强遮体而已。周围人无不感动叹息。（《明史·孝义传》）

阿寄就是新民的一个生动实例，别看他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家奴，却具有高贵的人格，不仅知理，而且循理，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人。

正是由于仁义文化扎根于民间，这个文化天下才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不只中国一家，但只有中华文化强势地延续至今，而其他文明全都先后消融在历史长河中了，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中华文化不仅在朝堂更在民间，民众是文化最广大、最牢靠的存储器，是文化主体。所以虽然皇帝换了，国号变了，文化却不消失，也不衰落，因为民众没有变。尽管中国同样遭遇天灾人祸，但这不过是将文化淘洗一遍罢了，换汤不换药。(www.daowen.com)

其实新民与强国是一致的，有好的民众必有强大的国家。

重耳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继任国君，是为晋文公。仅一年，他便按捺不住雄心，打算动员民众征伐诸侯。大夫子犯认为条件不成熟，说：不行。晋国民众还不懂得什么是道义，为什么不借着安定周天子的王位来昭示道义，以教育民众呢？这一年，天子周襄王的弟弟叔带作乱，周襄王逃到邻近的郑国避难。晋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出兵帮助周襄王在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恢复王位。

事情结束后，晋文公问：这下可以动员民众征伐诸侯了吧？子犯摇摇头：不行。晋国民众还不懂得什么是信用，为什么不借着讨伐原邑来表示信用，以教育民众呢？原邑是一座城市，不服从晋国管辖。晋文公决定出兵原邑，以3天为攻城期限。结果没有攻下来，晋文公下令撤兵。原邑人被对方的信用感动，开城投降。

回来后，晋文公问：这下可以动员民众征伐诸侯了吧？子犯仍旧摇摇头：不行。晋国民众还不懂得什么是礼制，为什么不借着阅兵来展示礼制，以教育民众呢？于是晋文公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建立上、中、下三军，中军为全军主体。

一切都安排好了后，晋文公问：这下可以动员民众征伐诸侯了吧？子犯点点头：行了。可以动员民众了。晋文公倾全国之力，亲自统率大军讨伐曹国、卫国；威逼楚国，迫使它撤出驻扎在齐国边境的驻军，撤回围困宋国的军队，最后在城濮（今河南省范县南）决战中击败了强大的楚军。晋文公终于称霸天下。（《国语·晋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