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下是外治的第四个环节，是把修身成果推向外部世界的第三步，或者说是个人的第三个大实践。

那么什么是天下？天下是一个很大的词，粗略可分出三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地域。汤推翻夏朝的桀，成为共主，他的活动以“商”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故而他的王朝称为商。“商”的故址在现在的河南商丘，由于它是活动中心，被称为“中商”。有了“中”，便自然出现“四方”，即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方落实在可见的物质上就是土地，于是又出现了“四土”。天下便是由中央与四方、中土与四土构成。四方极大、极远，存在着许多不同于商族的族群，从遗存的卜辞看，仅知名的就有79个之多。这个天下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人群上都很模糊。

另一层意思是统治。商朝把其治理分成“内服”与“外服”两大部分。内服指的是商王自己的体系，主要是中央的官员及属下臣民；外服是各地诸侯，主要是臣服于商族的其他族群。这种统治结构便是天下。这个天下比地域的天下要精确得多，更靠谱一些。周朝继承了这种划分，称内服为“邦内”，外服为“邦外”；同时又进行了细化，即所谓的五服。邦内为一，叫甸服；帮外为四，分侯服、卫服、要服、荒服。后两服已不属华夏族，要服是蛮夷，荒服是戎狄。上文说的把妒贤嫉能之辈放逐四夷之四夷，指的就是要服和荒服。据说从周王朝所在的中央往外推，每服是500里。照此推算，周王朝的国土半径就是2500里，显然想象成分不少。虽然如此，但毕竟可以量化为数字。

再一层意思是文化。文化的天下起源于大禹治水这一宏伟历史事件，来自周朝的记述。周人非常崇敬大禹，提出“禹迹”一说。所谓禹迹，可以理解为大禹为了治水奔波四方所留下的足迹，也可以理解为他率领民众治水的事迹，还可以理解为在治水基础上划分的九州，总之是以人的活动来界说天下。治水是一项突破族群、地界和时间的浩大而长期的工程，族群领袖出让相当一部分治理权由大禹统一掌握，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权也就逐渐演变成行政权力，而由治水所联合起来的各族群也就逐渐演变成国家。统一的意识、统一的风俗、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此形成，这种共识就是文化的天下，它构成了华夏文化、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个天下是心理上的，但生命力远比统治意义上的天下强得多，不因政权的更迭而变化。

顾炎武(www.daowen.com)

明末清初志士型学者顾炎武曾这样议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古代国家政权以姓氏和朝代为标识，譬如当时坐江山的姓朱，国号明，故而亡国叫易姓改号。这句话的大意是，有国家的灭亡，有天下的灭亡。如何区分二者？回答是，政权姓氏的改变和国号的更换，叫作亡国；仁爱弃绝，道义阻塞，以至于任由人心向禽兽堕落，致使人与人相互为敌，叫作亡天下。顾炎武讲这句话时正值清朝取代明朝，故以灭亡说事，其意义当然不限于其时，而是涵盖整个历史。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确，天下是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这是简说，当然不只是仁义。确切地说，这个核心应该是以仁义为代表的价值体系。

顾炎武继续写道：“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大意为，保天下为第一位，之后才是保国号。国号自有他们君臣操心，而保天下则由每一个人担负起来，别说你是小老百姓，小老百姓也有责任。后来梁启超将这个意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清末太平军席卷半个中国，曾国藩民间起兵，亲拟讨伐檄文，历数洪秀全、杨秀清罪状，核心是以所谓耶稣之说（《圣经》）取代数千年的礼仪人伦，也就是以异质文化取代中华文化。此言一出，读书人坐不住了，纷纷聚众响应。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不仅要灭亡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国，同时也要灭亡中国文化的天和华夏族群的种。这就是湘淮军骨干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的原因。他们不是进士、举人就是秀才，至少也是名动一乡的学士，其中还有点过翰林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和淮军统帅李鸿章就是。他们走的是保天下继而保政权的道路。

这也是《大学》提出的平天下的一次集体实践。它告诉我们，平天下主要是维护和光大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

具体到《大学》所说的天下，地域的、统治的和文化的三层意思都包含，我们取文化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