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一个重大方面是理财。

《大学》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第10章）生财的最大道理是：从事生产的人要多，进行消费的人要少；从事生产的人要勤劳，进行消费的人要节约，做到这一步，财富就会年年充足。其实就四个字：开源节流。

这里的关键是作为“食之者”“ 用之者”主体部分的社会上层，不仅人数及其消费量要控制，还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不与民争利。对这一点，《大学》格外强调，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第10章）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应该以道义为利益。出现了统治者不去追求道义而去追求财货的现象，一定有小人从中作祟，统治者却视其为善，致使国家成为被其利用的工具，这必然导致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即便请出贤人治政，也无可挽回了。所以说国家不能以财货为利益，必须以道义为利益。

唐朝高宗时，裴匪舒任少府监。此人有经济头脑，善于谋利。当时宫苑中养了许多马匹，裴匪舒便给高宗出主意，说出卖马粪每年至少可以收入20万缗钱。高宗拿不定主意，咨询太子少傅刘仁轨。刘仁轨回答：利润的确很丰厚，然而恐怕后世会说唐朝皇家卖马粪，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高宗便断了卖马粪的念想。（《资治通鉴》卷202）还是这个裴匪舒，武则天当政，他又打起了长安禁苑的主意，打算种植蔬菜瓜果，出售盈利。苏良嗣说：从前公仪休任鲁国宰相，拔掉园中的葵菜，遣散家中织帛的妇人，禁止家人与百姓争利，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国的君主中有谁出卖蔬菜瓜果的。裴匪舒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资治通鉴》卷203）裴匪舒就是《大学》说的那号小人。

对于让利于民，《大学》引用了孟献子的一句话：“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孟献子这个人我们在谈修身时提过，是春秋时期鲁国贤大夫，曾关儿子仲孙它的禁闭令其反省。这句话的意思是，养得起马匹车乘的人家，就不要再去喂鸡养猪牟取利润，留出机会让不如自己的人家去做这事赚钱；祭祀活动中用得起冰的人家，就不要再去饲养牛羊牟取利润，留出机会让不如自己的人家去做这事赚钱；拥有上百乘兵车的人家，就不要再设置聚敛钱财的家臣。与其手下有聚敛钱财的人，还不如有盗窃府库的人。这是说搜刮比盗窃还坏。

南北朝南齐武帝时，西陵戍守主官杜元懿上书，说要是由他来管理牛埭渡口，每年可多交400多万税钱。齐武帝把这项建议交付会稽郡讨论。会稽行事顾宪之说，现行的税收标准已经偏高，这个杜元懿却贪图眼前小利，进一步加重民众的困苦。一旦采纳杜元懿的办法，如果照章征收达不到预定目标，他害怕朝廷责问，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勒索百姓，这样必为朝廷招来怨恨。古书上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说，偷窃国家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要小些，而搜刮民财所造成的伤害更大。我听说为政讲究方便适宜，所谓方便是对国家而言，所谓适宜是对民众所说。朝廷的政策如果对民众不适宜，那么最终对国家也不会方便。（《资治通鉴》卷136）(www.daowen.com)

也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御史中尉王显对治书侍御阳固说：我当太府卿之时，府库充盈，您以为何如呢？阳固回答：大人把百官的俸禄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缴的赃款和赎金，也一点不剩地运到京师，一概入库。由此而充实府库，怎么能够说得上是充实？况且，人们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呢！（《资治通鉴》卷147）

治国当然要求富，但并非财富越多越好，这里也有一个亲民问题。治国必须向民众倾斜，以惠民为底线。

惠民不是只对民众有利，对统治者也有利。《大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未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第10章）君子，统治者。是以统治者首先要谨慎小心地修养德行。有德行才能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能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使用财富。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末梢。如果反过来，把德行视为外在的末梢，把财富视为内在的根本，就会与民争利。因而聚敛财富则会造成民众的离散，离散财富则会带来民众的集聚。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别人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应你；财富在民众的怨恨中而来，也会在民众的怨恨中而去。

春秋时期，晋国卿大夫中行寅（荀寅）将要出逃，认为是主持祭祀祷告的人不虔诚造成的。祷告官说：过去先君中行穆子只有简陋的战车10乘，却不因为实力单薄而发愁，担忧的是德行和道义的不足。如今您有漂亮的兵车100乘，从来不担忧德行和道义的欠缺，唯恐实力不够。于是便加紧修造车船，修造车船就要加重税赋，税赋加重了，民众就会不满，或公开指责，或私下诅咒。既然祷告可以使您的封国受益，那么诅咒也可以使您的封国受损。我一个人祷告，全国人诅咒，一个人敌不过一万个人，国家不灭亡才怪！中行寅满面惭愧。（《新序·杂事第一》）

战国时期，公仪休担任鲁国的国相。鲁国君主去世，他身边的大臣提出关闭城门。公仪休说：没必要！水中的产品我不收税，山中的产品我不征赋，严刑苛法我不发布，我已经把不安分的心关闭了！何必再关闭城门呢？（《说苑卷七·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