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非常推崇修身，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第1章）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必须以修身为根本。事物的根本不牢固而末枝却很茂盛是不可能的。明明知道是重要的却并不在意，明明知道是不重要的却很在意，这样的事情还从来不曾有过。这里明确提出修身为本，不扭住修身不放，要想把其他事情做好，就像是树木的根干很弱却枝繁叶茂一样，绝无可能。认识到修身是根本，就会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上，就像人们通常做的那样，把力气用在关键地方，而不是用在无关紧要之处。

修身为什么是根本？看看它与其他环节的关系就清楚了。

内修的四个环节，其实都是为修身打前站。格物致知是提高是非认知能力，使人得以掌握清除身上假恶丑的工具；诚意正心是端正态度，使人能够把这个工具切实用于自己。这四个环节都是为修身服务的，可以说以修身为目的、为标准。为什么要内修？为了修身。内修是否合格，就看能不能收到修身的效果。有效果，说明做得不错；效果不佳，说明下的功夫不够，回去补课。

外治从修身起步，这个起点的高低由修身水准决定。修身能力强，就可以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发挥好作用、大作用，否则便会输在起跑线上，败下阵来。

为什么外治取决于修身？这要由儒家的治理观来说明。

我们知道，儒家主张的是德治。德治有两个基本方面，即教化和正名，这两个方面要归结到一个事物上面，就是榜样。以榜样来昭示和推进对国民的教化，以榜样来明确和示范国民的社会位置。榜样不是抽象的，最后要落实到具体的人，由人去做、去完成。

这也是《大学》所强调的。“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第4章）这里引用的孔子的话出自《论语·颜渊》，那是他出任中都宰以及主管全国司法和治安的鲁国大司寇一职之后讲的，是有感而发的，表明的是他的为政理念。全文的意思是，孔子说：“审理案子，我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一定要找出区别的话，那就是我致力于诉讼案件根本不发生。”使那些想打官司的人不去诉讼，让民众遵从礼制而彼此敬畏，这才叫知道治理的根本。这句话说的就是德治。所谓知本，就是知道以教化为治理的根本。(www.daowen.com)

《中庸》也这么讲。“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第33章）诗经唱到：我怀有光明美德，用不着声色俱厉。孔子说：声色俱厉地要求民众服从，是末流做法。

由于遵从德治教化，人就是第一位的。“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第20章）义就是适宜，治理以推崇贤者为要义。

南北朝时，北魏高阳王拓跋雍受命前往相州任刺史。行前魏孝文帝告诫他说：作好一州之长，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就是孔子说的，“自身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民众也会走上正途”，所以说容易；还是孔子说的，“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强迫，别人也不会听从”，所以说难。（《资治通鉴》卷140）

隋末，河间郡丞王琮守卫郡城。义军首领窦建德攻城，一年多未能得手。后来隋炀帝被害，王琮得知消息，率领官吏百姓发丧，大家悲伤哭泣，窦建德派使节吊唁，王琮顺势提出投降，窦建德同意了，命军队后撤，准备了饭菜招待王琮。王琮说到隋朝亡国，俯身痛哭，窦建德也在一边陪着落泪。将领们憎恨王琮，说他拼死抵抗许久，被他杀死杀伤的人很多，现在打不下去了才出城投降，要求活活煮了他。窦建德不同意，说：王琮是忠臣，我正要通过奖赏他来勉励士众忠于君主，怎么能杀他！现在不比我们在高鸡泊做强盗的时候，那时也许可以随便杀人；如今要安抚百姓，平定天下，怎么可以杀害忠良！于是布告全军：先前与王琮有仇怨而胆敢轻举妄动的，诛灭三族。窦建德任用王琮为瀛洲刺史。河北的郡县闻讯后，争相归附窦建德。（《资治通鉴》卷185）这就是人才的示范作用，别看窦建德出身草莽，一样懂得治政的道理。治理的关键在于人，乃是朝野共识。

由于人是治理的关键，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治理，要想治理好家国天下，首先必须解决人的问题，而要解决人的问题，就要提高人的修养，所以说外治取决于修身。

修身是内修的目的和标准，是外治的起点和关键，综合起来就是“修身为本”。需要注意的是，修身不只是外治的根本，同时也是内修的根本，即整个八目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