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社区学院而言，转学教育是指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学生，对其实施大学一、二年级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后根据相关协议，使部分满足条件的学生进入四年制院校继续学习。美国学者科恩和布拉维尔（Arthur M.Cohen&Florence　B.Brawer）认为，社区学院转学教育职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学生的流动（student flow），一是自由教育课程（liberal arts curriculum）。科恩和布拉维尔认为，学生流动是指学校为学生提供13～14年级的教育，使之能通过国家教育体系继续学习；自由课程是指为绝大多数大学生开设的，建立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基础上的基础性课程，通常又被理解为通识课程。^[53]转学教育是美国社区学院最初始的基本职能，也是社区学院形成的基本理由或前提。这是因为，19世纪末，美国社区学院形成的初衷是接纳数量不断增长的高中毕业生，以此减轻大量希望进入大学深造的高中毕业生对精英高等教育的冲击。如果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不具备转学职能，不能为学生进入四年制院校提供帮助，那么，多数学生就不会选择就读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就会丧失为精英高等教育所发挥的防御功能，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如果社区学院不复存在，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将会涌至四年制大学，从而对美国精英高等教育产生毁灭性冲击。也就是说，美国社区学院实施转学教育不仅是社区学院自身内在的要求，同时也是四年制大学与社区学院相互协调的结果。

在我国，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路径及政府的应对方式与美国不同，因而出现了不同的局面。20世纪末，在教育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精英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着大量高中毕业生希望进入大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社会各界也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高等教育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扩大招生规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在用什么方式、由谁来承担由此增加的高等教育任务的问题上，中国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道路。如前所述，美国采用的策略是，建立新的社区学院以消化大量的高等教育需求，并通过赋予社区学院转学教育职能和职业教育职能，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防洪堤”和“冷却器”，在一定程度上“冷却”了民众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需求，从而有效保障了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品质。与美国相比，我国采用的应对方法显得更为简单，即把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分摊至每一所高校，无论是研究型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地方性院校，都或多或少地分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压力。(www.daowen.com)

总之，在应对因大量增加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所形成的压力时，中美两国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美国的策略促成了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之间的转学关系，而我国则不具备这样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安排。因此，在短期内，我国社区学院很难具备美国社区学院那样的转学教育职能。尽管如此，本研究认为，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结合我国社区学院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推动下，我国社区学院可形成有中国高等教育特色的转学教育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