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为社区学院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已是不证自明的客观存在。一方面，承担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状况又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区域经济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之间关系和状态的总和。区域经济是个相对的概念，在特定的背景下，既可以指多个国家形成的经济范畴，如东南亚经济圈，也可指某一国家，甚至是一国内部某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本研究中，区域经济指的是后者，即一国内部某一区域，如区、县的经济活动。正如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也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该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地区所能为高等教育提供的各种资源的总量。其次，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对当地高等教育结构有着较大的影响。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人才需求的结构，而人才需求的结构又影响了人才供应方——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等。例如，珠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发达的工业生产需要大批掌握较高技能的劳动力，受此影响，此区域培养该规格和类型劳动力的高等职业教育相对较为发达。随着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政府实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区县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也因此大大增加，这为地方政府举办区域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学院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社区学院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一般情况下，地方经济越发达，社区学院发展势头就越好；反之，社区学院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另外，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地方经济更需要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初、中级技术人员，而社区学院立足当地、学制短、实用性强等优势，正好适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城市社区的兴起为社区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实行“单位体制”下的城市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即构成城市的基本元素是政府、企事业单位，国家通过对各种“单位”的管理实现管理社会的目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市民在通过教育等途径成为一个合格劳动者后，由政府分配至某一单位，安排工作，从而成为该单位的一个成员。而一个人自成为“单位人”的第一天起，就与这个单位形成了高度的依赖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依赖，主要指个体加入党团组织、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等；二是经济上的依赖，主要指个体工资收入、奖金、住房等方面；三是社会保障，如退休养老、子女入学、医疗卫生等；四是业务发展的依赖，包括业务培训、文化进修、参观学习等。单位对内部成员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俨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小型社会。在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下，单位既是个人获得各种资源的源头，又是工作、生活及各种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甚至是唯一的场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授权单位对个体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管理，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不可否认，在各种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纯粹的“单位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发展，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在同时进行，如政企分开，要求企业与政府分开，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政事分开，要求事业单位逐步与政府分开，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机构，等等。此外，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改革相配套的医疗、保险、养老、住房、就业等方面也相继实施社会化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原有的“单位体制”社会向“非单位型”社会转型，使个体与单位固有的依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在改革过程中，原有单位的许多功能逐渐弱化甚至丧失，城市社会也由此出现了某些功能“盲区”，即某些功能没有相应的机构承担或实施。因此，在单位职能弱化的情况下，城市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承担这些“盲区”的功能，于是，城市社区便应运而生。

城市社区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由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员及相关人口所构成的社会区域。与以单位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城市社区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社区成员身份复杂且流动性大，社区向心力不足。当代城市社区内的成员往往来自不同工作单位，甚至来自其他地区，社区成员的来源、身份、受教育程度、生活观念和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社区成员对所在社区缺乏“单位人”对其所依赖的单位的忠诚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城市社区成员自我组织和管理意识较强。单位体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更多地依靠单位本身严密、完整的管理机构和组织，单位成员只需服从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而在现代城市社区，由于单位的概念已淡化，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社区成员身份复杂，来自不同单位的社区成员无法按照某一单位的规章制度行事，因此，为了使所在社区能更加有序运转，社区成员倾向于在已有的行政管理机构之外建立由本社区成员构成的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我管理。第三，城市社区以其社会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与以单位性质为标准进行区分的模式不同，城市社区是按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行区分的，如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实施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乡镇社区建设也在有序进行，但由于本书主要涉及社区建设与社区学院的关系，而目前我国乡镇社区学院仍处空白状态，故本书对乡镇社区不作论述。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我国乡镇的进一步发展，乡镇社区学院也将像城市社区学院那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由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适应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城市社区在我国很快全面推广。为进一步推动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并及时探索和总结经验，1999年，民政部开展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的试点工作，选择社区服务和城市基层工作基础比较好的26个城区作为社区建设试验区。同时，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了近100个省（市）级社区建设试验区。^[37]

鉴于城市社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如何建设好城市社区就成为政府必须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研究主题的限制，本书仅就社区教育之于城市社区建设的作用作一简述。首先，社区教育通过提高社区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提升社区的文明程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从而有利于社区的全面发展。其次，通过社区教育可以加强社区成员间的交流和互动，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建设和谐、进步的新型社区。第三，社区教育可以增进社区成员的民主意识，增强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充分发挥各种机构和组织的作用，大力加强社区教育，以促进城市社区健康、和谐发展。作为社区教育的龙头单位，立足社区、以社区教育为特色的社区学院必将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充分彰显自身优势，从而得到长足的发展。(www.daowen.com)

（三）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是社区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教育起源于社会需求，换言之，教育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因此，任何教育活动都不能忽视社会的需求，也不能无视社会需求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进，与此相关的行业也日新月异，导致人们从事的职业岗位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一劳永逸”的学习—工作模式早已不合时宜，人们必须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知识、能力结构，以便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逐年减小，第三产业则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攀升，第二产业中传统的工业流程和技术正日益萎缩，代表新科技革命的新技术、新工艺正在强势登场。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与落后工艺、技术相关的产业渐渐萎缩，与此相关的劳动者因此失去工作岗位，成为待业者。对于这个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群体而言，进行相应的继续教育，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是他们成功转岗的必然前提。其次，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加之改革开放的影响，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土观念正受到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来到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目前，散布于各大中小城市的农民工大约有1.7亿，其中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青年农民工为主，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我国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在数量约为1亿的青年农民工中，91%的人从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68%的人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满意，64%的人要求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职业培训的需求较为强烈。^[38]受教育程度低、无一技之长的现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求职、薪酬、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切身利益，因此，广大农民工在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强烈要求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相应的条件。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需求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旺盛。最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和要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受“文凭至上”、“重学轻术”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主要以文凭或理论水平高低为标准，对从业者的实际应用能力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了我国人才培养过程中忽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不良倾向。在当今社会，以创新、实践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多元化社会也要求多元的人才类型，因此，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及人才知识能力结构已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教育观念和模式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已具备较高学历文凭、但缺乏实际应用能力的从业者纷纷“回炉”，走进职业技术院校，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美国四年制大学学生转入社区学院学习一技之长的“反向转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总之，无论是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劳动者转岗的需求，还是因城镇化而形成的大批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抑或是多元化社会要求从业者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目前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作为具有开放性、多职能、实用性、便利性等特点的社区学院，在当今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将得到迅猛发展。

（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社区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对该国高等教育乃至高等学校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1949年之后，受苏联的影响，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采用垂直、纵向的指令性计划对高等教育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与控制，正如学者周远清教授在论及这一管理体制时所概括的：“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管理、统一招收学生、国家包上学包分配工作。”^[39]从客观上讲，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当时资源紧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对当时的我国高等教育也确有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发展完善，以集中控制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此，1985年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到目前为止，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具体而言，在办学体制上，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是主要办学主体，且以省级政府办学为主，在此基础上，各地市级政府在省级政府统筹下，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在投资体制上，我国已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的投资体制，并以省级财政为主。在宏观管理体制上，我国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之真正成为面向社会需求依法自主办学、根据相关法律实施自我管理和约束的法人实体；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高校招生和就业体制，根据成本分担理论，实施学生缴费上学、政府和社会助学，在政府相关部门指导、帮助下实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就业。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为我国社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在客观上有利于我国社区学院的发展。首先，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举办地方性高等教育机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管理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抑，因此，不利于地方性、区域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在以省级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地方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各地方政府可结合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积极发展区域性高等教育。因此，在强调地方管理的高等教育体制下，以立足社区、服务社区为主要任务的地方性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学院必将得到有力的推动。其次，在新的管理体制下，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得到确认和强化。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下，高等学校实际上成为政府的附庸，或者成为政府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而作为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本质却被掩盖。因此，高校不能按照学术的逻辑进行自我管理和运作。在新的管理体制下，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得到进一步的认可，高校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独立自主地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安排内部的各项活动。作为社区性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学院必须围绕社区，充分重视当地的实际需求，并以此作为自身开展各项教育活动的根据。毫不夸张地说，社区的需要是社区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失之则丧失了生存之本。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地方性高等学校有可能较以往更加关注当地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为社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