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美国初级学院历史背景及中国社区学院运行机制研究

美国初级学院历史背景及中国社区学院运行机制研究

时间:2023-10-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社区学院的前身是始创于19世纪末期的初级学院。美国初级学院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所处社会各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其次,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初级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成体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于19世

美国初级学院历史背景及中国社区学院运行机制研究

潘懋元教授在论述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时认为,“社会是个大系统,教育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如人口、资源、地理、生态、民族、宗教等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与关系,教育要受社会其他子系统和诸多因素的制约,也对其他子系统和诸多因素起作用”[1]。美国社区学院的前身是始创于19世纪末期的初级学院。美国初级学院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所处社会各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科恩和布拉维尔所指出的:“在导致社区学院产生的社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对维持国家不断发展的工业运转的技术工人的需求、少年时期的延长、社会平等的呼声等。”[2]

(一)美国社会民主观念、实用主义哲学等理念奠定了初级学院形成的思想基础

首先,在美国深入人心的、被百姓广泛认同的社会民主观念是初级学院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从词源上看,“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是由demos(人民)和kratos(管理)所合成,意指国家的事情由人民来管理。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欧洲移民不远万里抵达美洲大陆时,迎接他们的是荆棘丛生的蛮荒之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广大移民平等相处、精诚协作。在这种生气蓬勃的拓殖精神面前,封建意识难起作用,只好被新的意识所取代。因为在开拓荒野面前,人人的确是机会平等的。[3]加之赴美移民中多数为政治、经济或宗教上的受压迫者,民主平等乃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诉求。久而久之,美国人民主、平等、自由、协作的观念就形成了。民主平等的观念一经形成就深植于美国民众的思想之中,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理念。此后,经美国人民的努力,民主平等的政治思想更是在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从此成为美国人政治活动、日常生活的思想坐标,影响深远。民主是社会的核心概念,对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民主的社会才有可能产生民主的教育。美国学者杜威认为民主的社会和教育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要达到这个目的(指社会平等——作者注),不但要求有适当的学校管理设施,并辅以青年能够利用的家庭教育,而且要求对传统的文化理想、传统的课程以及传统的教学和训练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所有青年能继续在教育影响之下,成为他们自己经济和社会的前途的主人”[4]。教育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的重要表征,因此,要真正实现社会民主平等,就必须扩大受教育机会,增进教育公平。正因为如此,一直致力于保障社会民主平等的美国政府历来重视教育的民主与公平,而这一点恰恰与社区学院所体现的民主、参与、共享精神一脉相承。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深远的民主思想在美国教育体制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极大的教育自主权,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制定教育法规,设立教育机构,这也为美国社区学院这一地方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其次,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初级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实用主义思想是一个极具美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看重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量的东西。”[5]尽管这一评论不失武断和偏颇,但却形象地呈现了美国人民所奉行的实用主义的基本特点。实用主义在美国产生并不断发展成熟,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①19世纪中叶,科学和科学方法享有盛誉;②在随后流行的哲学中经验主义有相当的实力;③生物进化论被接受;④美国民主理念被接受;⑤美国是一个由欧洲具有反叛精神的移民在开疆拓土的冒险活动、残酷的战争等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⑥其思想直接来自英国功利主义文化传统。[6]现在一般认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Pierce)。19世纪70年代初期,皮尔斯在当时美国的文化中心、哈佛大学所在地坎布里奇组织成立了一个哲学研讨会——“形而上学俱乐部”,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并将讨论结果加以总结,最后将其归纳为“实用主义”。1879年,皮尔斯在《哲学评论》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题为“如何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的学术论文,初步阐释了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皮尔斯认为,思维的主要任务在于确立信念,信念导致行动,而信念的意义取决于行动的效果;信念的作用在于确保人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从而达到人生的目的。“由此,皮尔斯将科学引进了人文范畴,使信仰的确定不是取决于人性的因素,而是建立在客观外在并可验证的基础上。”[7]继皮尔斯之后,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实用主义进一步系统化,并具体阐述了实用主义的主要观点。1898年,詹姆斯作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著名演讲,对皮尔斯的实用主义观点进行阐述和深化。在詹姆斯看来,哲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根本方法论,更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指导思想;有用即是真理,真理不是空洞的理论体系,而应对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具有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因此,真理也是一种工具,并且是对人们有直接裨益的工具。詹姆斯认为,一个概念“只要能证明对人生有任何效果,它就有一定意义;只要这意义是适用的,它就一定是真理”[8]。他最有名的说法是: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在詹姆斯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化之后,杜威(John Dewey)将该理论的一般原则应用于政治、教育等领域,进而使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杜威本人也因此成为实用主义的旗手。杜威将真理和人的思想看作是适应环境的工具,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思想发展的过程,真理起工具作用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因此,杜威非常重视社会实验,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这一观点与皮尔斯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成体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在美国特定国情的影响下,实用主义的思想或观念却是随着欧洲移民抵达美洲大陆之日起就逐步扎根于美国人的头脑中的。无论是成体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建立之前还是之后,该思想对美国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体系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能否对美国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现实的作用和意义,即是否具有实用性,往往成为一门课程能否开设的关键性因素。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由于高等教育越来越被指望能运用高深学问去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决定课程结构的应该是应用型学科而不是传统学科”[9]。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办学目标、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明显带有实用主义的风格和特色。面向当地社会工农业发展实际需求的地方性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出现,这部分学校以其实用性、地方性等特点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受到普遍赞誉,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也为美国初级学院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初级学院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0]在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前,广袤的北美大陆人烟稀少,只有近百万的印第安人稀疏散布于此。自哥伦布于15世纪末踏上美洲大陆起,少量的欧洲人开始向这里移民,这块神奇的土地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到1700年,除土著印第安人外,北美大陆东部海岸分布着大约28万欧洲移民。随着北美大陆在欧洲本土影响的扩大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到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初期,共有400余万人口,其中90%以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土地资源充裕,人们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即能满足基本需求,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因而与此相关的技术教育发展并不明显,仅是出于政治、宗教等的考虑设立了为数不多的学校,以培养教师、律师牧师等人员。18世纪下半叶,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开始席卷欧洲,受此影响,美国的生产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861年至1865年,历时4年的美国内战一方面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废除了奴隶制度、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内战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上,已由内战前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其次表现在工业生产实力上,从内战后到19世纪末的40年间,是美国完成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随着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工业体系中,急促的生产节奏和频繁的技术升级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杜威在论及工人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指出:“他们个人的知识和独创性至少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因为,它们的工作是工人直接使用工具做的。现在,操作工人必须使自己适应于机器,而不是使工具适应于他自己的目的。”[11]在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趋于旺盛,日益呼唤掌握一定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在此情况下,原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以培养精英型人才为目的的四年制本科院校已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高等教育结构和功能进行调整,以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形式,大量培养具备一定科学素养、掌握一定技术的劳动者。社区学院以其培养实用型人才的职能定位顺应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获得较好的发展。(www.daowen.com)

(三)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对初级学院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任何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事物的诞生,除了要具备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等客观因素之外,人们的哲学观念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说,高等教育哲学就是高等教育理念,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性质、功能、责任等本质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美国社区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高等教育哲学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是伴随着美国(包括建国前殖民地时期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根本看法,即高等教育哲学也因时而异。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在其名著《高等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12]基于认识论的大学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倾向于把“闲逸的好奇”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以探索高深学问为己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而对社会的现实需求则不甚关注。基于政治论的大学则强调大学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运用大学自身的优势帮助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和矛盾。“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13]其实,布鲁贝克的这个著名论断不仅适用于20世纪,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之前的美国高等教育。

当欧洲殖民者试图长期驻扎北美大陆时,出于各种考虑,他们努力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在定居点先后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包括教会学校、家庭学校,免费为土著居民的儿童提供各种教育和辅导。1636年,北美大陆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哈佛学院成立,此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如1693年成立的威廉玛丽学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促进功能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因此,其主要任务是对殖民者子女和印第安人子女进行普通教育,学院和大学都将古典课程作为课程体系的核心。“学院的形式集中在为期四年的共同的古典课程教学上,最终授予学士学位。这些分散的学院,固定地围绕着好像‘一个封闭的盒子’的课程,几乎不是与科研和紧张的专门化相宜的环境。”[14]但此时北美高等教育还处于初创时期,还未能形成系统的高等教育哲学,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也仅限于学院的作用和意义。

随着欧洲移民数量的增加,北美经济逐渐繁荣,人们对实用知识和技术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因此,州立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冲淡了殖民地时期的神学气氛和古典主义,转而注重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更向专业教育方向跨越。[15]这引起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及其机构的性质、使命、功能的思考和争论。为统一人们对高等教育本质和使命的认识,1828年耶鲁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 of 1828),指出,传统学院的目的是实施自由教育,造就社会领袖和精英。学院教育之目的,其实也就是自由教育之目的,而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智能训练”,在于通过使用古典语言讲授传统课程的方式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也就是说,通过学院教育,学生要扩展及平衡心智能力的发展,具有自由而全面的视野,塑造美好和谐的性格。[16]耶鲁报告认为,大学和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社会特定职业培养专门人才,而应通过开设逻辑、文法、修辞、数学等古典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心智水平。耶鲁报告所强调的大学人文精神对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正如布鲁贝克所言,两种哲学交替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耶鲁报告》所推崇的认识论的影响还未消退之际,政治论哲学已蓄势待发。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要求高等教育通过传播社会所需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以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呼声日益高涨。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使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农工学院迅速发展起来。《莫雷尔法案》的实施及后来的“威斯康星思想”大大强化了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的意识,密切了高等教育机构与地方或社区的关系;同时也夯实了大学存在的政治论基础,为以直接服务社区为目的的社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法制保障。正如布鲁贝克所言:“当代的学院和大学同整个社区的关系比同修道院的关系更密切。尽管像修道院一样,安宁的理想并没有被完全放弃,然而已经与其不那么密切了。社区的需要是决定课程和学位这类学术要求的最后标准,对这一点再也不存在什么疑问了。今天,需要甚至渴求知识的人和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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