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诺尔斯接触到了“andragogy”这个单词，中文翻译为“成人教育学”，诺尔斯对此欣喜不已。在他看来，他“找到了一个术语，这个术语使得我们能够讨论一个正在逐渐形成、与儿童学习的教育学模式（pedagogy）相并行、关于成人学习者的知识体系”。随即，诺尔斯于1968年发表了题为《成人教育学非儿童教育学》（Androgogy，Not Pedagogy）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诺尔斯当时没有找到单词“andragogy”的正确拼写形式，所以在第一次发表文章时，将单词误拼写成“androgogy”，直到他自己后来查阅Merriam Webster字典后才更正这一错误。文章肯定了成人教育学的存在，提出儿童教育学不适合于成人教学，成人教学应当有自己的教学模式，那就是“andragogy”。

诺尔斯第一次将自己的成人教育学理论完整呈现是在1970年出版的著作《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Andragogy Versus Pedagogy）。该书对成人教育学作了全方位的俯瞰与诠释，将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作了全面的比较。如前所述，因为儿童教育学是教育儿童的艺术和科学，因此，诺尔斯对照儿童教育学的概念，将成人教育学定义为帮助成人学习的艺术和科学。

此期的诺尔斯不再沿用《非正规成人教育》中的“成熟概念”，而是提出“人类自我淘汰”（Human Obsolescence）。诺尔斯认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危险“不是核战争、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自然资源枯竭，不是任何其他当代危机，而是以上危机的根源——人类日益加速着的退步。现在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制定一个应急计划，给这一代成人以各种能力，以便他们在永远变动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教育成人是当务之急，鼓励成人继续学习的目的就是防止人类退化，避免社会退步。由此，教育成人的理论指导——成人教育学的构建便是一个“惊人的挑战”。然而长久以来，人类似乎将所有的目光都给了儿童教育学，就连那些大谈儿童教育学的专家学者们，都似乎遗忘了包括他们自身在内、作为一个成人应该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学习的问题。诺尔斯对这一事实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直到20世纪中期，我们对成人学习者的特点实际上还是一无所知。当时，我们对成人学习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即儿童教育学的模式，这种模式来自我们对儿童的教学经验。因此，大部分成人一直被当成儿童来教授”。诺尔斯进一步指出：“人们总是认为，儿童教育中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在帮助成人学习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于是乎）把儿童的教师招来教成人。……然而，随着实践经验的累积，随着成人教育研究和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累积，人们日益明显地感到，成人不仅仅是长大了的儿童，作为学习者，他们具有某些特点，需要有与儿童教育不同的原则和方法。”(www.daowen.com)

于是，诺尔斯从儿童教育学关于学习者特性的假设不适合于成人学习者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成人教育学理论，并对成人教育学独立于儿童教育学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诺尔斯认为成人教育学存在四个基本的理论假设，而且这四个理论假设是与儿童教育学“大不相同”的理论假设。它们是“当个体成熟时，第一，他们的自我概念从依赖型人格转变为独立的人；第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日益成为他们丰富的学习资源；第三，他们的学习计划日益结合他们的社会职责；第四，他们的时间观念出现了变化，从推迟运用知识的观念变为以操作为中心”。

诺尔斯最初的观点是将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相剥离，认为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是“一分为二且相互对立的”（dichotomous and antithetical）。成人教育学是好的，儿童教育学是不好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儿童教育学是指向儿童的，成人教育学是指向成人的。此时的诺尔斯在著作的副标题使用的是“对照”（Versus）这一字眼。这一倾向也可以从他书中第三章的标题反映出来，第三章的标题是“成人教育学：一个新兴的成人学习技术——向儿童教育学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