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概念，新的发展思想，新的发展战略。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人类发展问题上，一个战略性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认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认为有经济就有一切，把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视为发展的基本指标，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其结果是自然界的疯狂报复和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零增长发展观：在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中，人们提出了另一种发展思想，即20世纪60年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零增长发展观。其观念是：停止发展，回到“零增长”的道路上去。它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自然从单纯的索取对象变为简单的保护对象。结果，这种观点既没有为发达国家所接受，也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可持续发展观：在上述两种发展观的撞击中，出现了第三条道路，人类发展新观念即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在发展中积极地解决环境问题，既要推进人类发展，又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良好的人类生存生态环境。它既有别于不讲自然成本的传统发展观，又不同于消极保护自然环境的零增长发展观。纵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离不开环境问题在全球的蔓延及环境保护实践的推动，其产生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形成了环境保护的两个里程碑。

（一）第一个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的广泛使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工业生产排出的废弃物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人工制取的有毒化合物进入环境后，在环境中扩散、迁移、累积和转化，不断地恶化环境，严重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所面临的生态污染问题，指出：“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该书揭示了环境污染对地球生态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建立起合作的协调的关系，对保护环境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生态学成为人人皆知的词汇。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受俱乐部的委托，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D.梅多斯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于1972年提交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书罗列了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种种环境和资源问题，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基本联系。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以及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地球的支撑力将会达到极限，经济将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报告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孕育土壤。

由于公害事件的不断发生，其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己是处在一种不安全、不健康的环境中，加上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物质上的享受，而开始渴望更高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健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运动”。随着环境运动的深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环境保护进入了国际社会生活。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第一座里程碑。来自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大会秘书长委托完成的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是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此后，联合国确定每年的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www.daowen.com)

《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在前言中指出，“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并警告：“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该报告明确提出重新建立地球上的秩序，爱护共同享有的生物圈，学会在技术圈中共存，制定人类生存的战略。其实质在于保护自然资源，并通过可行的技术途径恢复自然环境，制定新的战略以促进国际合作。

大会通过的《宣言》，标志着与会各国在“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方面取得了共同的看法”，制定了“共同的原则”。《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宣言》最后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努力！”

作为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意义在于唤起了各国政府共同对环境问题，特别是对环境污染的觉醒和关注，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向环境问题挑战的进军号。

斯德哥尔摩会议第一次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摆在各国政府面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但是，这次会议并未能把环境问题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暴露了环境问题却未能确定其根源和责任，因此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当时，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未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响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影响，甚至认为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事情。

（二）第二个里程碑

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生态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然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使人们开始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酸雨、全球变暖和臭氧层耗竭等，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绝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有可能真正取得进步。人类到了必须做出历史性抉择的重要关头，传统发展观和零增长发展观都不足取，人类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挪威时任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领导下，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同年12月，该报告在第42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报告以翔实的资料，针对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而现实的建议。报告中首次使用“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把环境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报告指出，需要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持续的发展不仅仅能够于某一时期在某些地区实现，而是要在整个星球上延续到遥远的未来。这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开始出现在人类面前。

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到1992年的20年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已由单纯注重环境问题逐步转移到环境与发展两者的关系上来。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6月，联合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两个纲领性文件，签署了《关于森林问题的框架声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上，国际社会就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为生存必须结成“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达成共识，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在这次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会议一致同意在文件中确认下列原则：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主要责任，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作为官方发展援助并以优惠条件转让有益于环境的技术等。这些原则目前都已成为国际上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要准则。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与会人数最多、筹备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际会议，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会，为人类高举可持续发展旗帜、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出了总动员，为人类的环境与发展树立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这次大会，使可持续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国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加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