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方龄皖

出宜昌城区，驶上宜保公路，前行约50公里，在出夷陵区境之前，岔上一条村级水泥路。十来分钟后，便看见一座破败的古寺坐落在小丘的山腰上。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所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孩子们的嬉闹和琅琅书声代替了古寺的晨钟暮鼓，些微的薪火启蒙了乡间的祖孙三代。到了90年代，学校停办了，这栋古老的建筑就像一个突然闲下来的人，忽然就垂垂老矣。

古寺名为圆通寺，坐落于夷陵区分乡镇界岭村伏牛山麓上，只剩下前后两栋三开间的大殿，背北面南，是被山半包围的形态，山门前开阔。容易看出当初僧人在选址时是极考究的，尽得风水之妙。

建筑确实老了，墙头倾圮，蛛丝乱结，石碑、经幢没在荒草里。村民说，之前，古寺两旁还有侧屋、寮房和厨房。后来，前大殿成了一户村民的仓库，被堆满了杂物，门也锁着了。

几近毁朽的元代古刹

匾额字迹依然清晰

后殿里，粗梁高柱，已完全褪掉了曾经的朱红，撑起的空间虽衰败，但仍有阔大的气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栋建筑笨重、敦实。我们之前曾接触过很多明清建筑，确要比这纤秀、轻巧得多。

“这是典型的元代风格，粗犷，笨重。”71岁的袁登春是圆通寺的发现者。2006年4月25日，他受邀第一次站在这几近毁朽的空间里惊呼：“这是元代建筑，圆通寺没有毁啊！”

圆通寺的历史因袁登春的偶然造访发生逆转。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其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约700年前古寺就已存在。据清《东湖县志》载：“院庄寺在院庄铺伏牛 山，旧名圆通刹，元建。”1936年的《宜昌县志初稿》也录有该寺，资料续前。

我们能够查到方志对圆通寺建筑年代的描述仅有二字——“元建”。古寺究竟建于何年也一直困扰着袁登春。

“应该是在公元1260到1295年间建造的。”袁登春分析，元世祖忽必烈一改父亲尊崇道教的传统，转尊佛教，曾向海云法师请教治国安邦之术。他判断，圆通寺就建于彼时。

寺院前殿的门楣上有一匾额“圆通禅林”，历经岁月，依然清晰。显然，这是一处禅宗的道场。

前后大殿的院子里，有一个圆柱状的石质经幢倒在荒草里，长约米余，仔细辨认可见“南无广博身如来”等经文。(www.daowen.com)

“可别小瞧它了，这可是市级保护文物。”1989年，文物普查人员忽略了这栋建筑，但对这个经幢饶有兴趣。后经宜昌市博物馆专家高应勤先生鉴定为元代之物。

在袁登春看来，经幢侧证了古寺始建于元代，“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古寺的山门前有几棵大树，一棵是垂柳，要一人合抱，清冷的秋意中枝繁叶茂，势如参天，庇佑着业已破败的古寺。

“这叫大树？”70岁的村民丁表林对我们的少见多怪很不屑，“这几棵树是我们亲手栽的，才多少年？”

后来，寺僧解散，各自寻找生路。和很多古寺当时的命运一样，圆通寺成了当地的小学。丁表林成为古庙里的第一批小学生。这几棵树就是那时栽 种的。

更早一点，丁表林记得寺庙前面古木参天，“那才叫大树，都需要几人合抱的松树，树林里被和尚扫得干干净净的。阳光打在里面，斑斑点点”。

后来，这些大树被砍了，“拖到西北口，沿黄柏河放排到了宜昌”。山门前有一条大路，令人想起当初人们拖着大树的情形。

“你看凤在上，龙在下。”门楣上的装饰雕龙画凤。袁登春提醒我注意这个有违仪轨的细节。这是光绪五年（1879年）寺院最后一次大修中装饰的。

后殿是圆通寺的主殿，仰头可见正顶房梁下有“十方诸檀那众姓功德永垂”字样，并有“光绪五年三月初三吉旦”字样。

寺院建筑上的藻井彩绘

圆通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最后一次大修

记录修缮始末的功德碑

僻壤里的圆通禅寺在流水般光阴里兴毁有之。在现场能够找到记载历次修缮的功德碑，有数十块之多。我们能够查到的第一次大修是“国朝康熙四年（1665年），僧笔峰重修”，录在《东湖县志》里。

后殿的墙脚下有一块石碑记录了清代道光年间的另一次大修。这是一个叫茂禳的僧人勒刻的。工程告竣后，“特将众善名目刊勒于前，以志不朽云尔”。显然，不朽只是一厢情愿，古寺正从时间的战场上败退。不过，对于古寺的修复和保护方案也正在拟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