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修身篇》与《不苟篇》，是他谈论人生的文章。从“修身”与“不苟”这两个名词来说，我们已经知道荀子所主张的人生观，是求完全人格的实现的。因为“修身”就是锻炼人格，“不苟”就是端正行为，都是求完全人格实现的功夫。不过荀子求完全人格实现的总方法是隆礼，和孟子求完全人格实现的总方法是扩充仁义不同。隆礼是外制的，扩充仁义是内裁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荀子修身论以前，要把这个观念记着。

荀子认为修身第一个方法是求善去恶，或好善恶恶。换句话说，荀子认为修身第一的要务，是在为善。因为善和恶如同两种门一般，入了善门就可以说已经踏上了完全人格实现的道路；入了恶门，就可以说已经踏上了完全人格破坏的道路，所以入善门是完全人格实现的开始。到了至善，那就是完全人格已经全部实现了。所以《修身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说：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

既入了善的门，向至善而去，那么，由善到至善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事呢？应当守礼，所以守礼，是人生唯一的大事。因为“礼”是一种规律，亦是一种制裁力。圣人制之以化性调欲的。因为人在向前进行的过程中，免不了的事是性动与欲求，所以我们应当守礼，用礼来养化我们的性，调度我们的欲，使我们容易达到完全人格实现的目的。《修身篇》：

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既将为善、守礼两层修身的先决问题解决了，那么就要讲到如何地修养。关于这方面的功夫，可分两类：一为身体修养的；一为人格修养的。身体修养，就是治气养心。治气养心，只在使心气调节。人格修养的功夫可分四种：叫作“诚养心”“修意志”“厚德行”“明知虑”。

荀子拿调节做治气养心的方法，和老、庄的养生方法不同。老、庄是观心灭欲的。荀子是用礼调节心气，使心气永远保持一种和平的状态的。《修身篇》：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至于荀子所主张的人格修养的功夫，和孔子的修养方法大致相同。现在逐条引证于后：

一、诚养心

“养心”这个名词，两见于《修身篇》和《不苟篇》；但《修身篇》中的养心，和《不苟篇》中的养心的意义，不完全相同。《修身篇》中的养心，是指修养身体说的。《不苟篇》中的养心，是指修养人格说的。身体的心，要用调节的方法，使它保持平静的状态，不可使它失了常态，发生意外的变化，所以养心和治气可以联合起来说。因为气也属身体方面的，也应当保持一种中和的状态，方能顺应而不燥急，所以孔子尝说治气要“食不语，寝不言”。孟子也曾说，“无暴其气”，都是属于修养身体方面的话。至于人格的心，那是要用诚去修养的。所谓要诚，就是保持心的原有的大清明的状态，不使它被外物所蔽。一个人的心，如果能不为外物所蔽，那么所见皆明，就如同神灵一般了。所以他在《不苟篇》说：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

二、修意志

意志是一种力，也可以说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一切行为没有意志来推动，决不能完成，纵能完成了，也不能中礼义。所以我们应当修意志。所谓修意志，是要把我们的意志养成一种坚强不屈的气概。一个要求完全人格实现的人，尤其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一切，把这种伟大的工作完成，不然必定要中道而废的。荀子在《修身篇》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

三、厚德行

所谓德行就是一切对人对己的动作。一个人的完全人格，全靠这种动作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种动作，是可表现人的人格的。所以这种动作，如果是浇薄而不敦厚，那么实现完全人格，就失了根本条件。所以荀子主张厚德行。《不苟篇》说：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矣。

四、明知虑

知虑是什么？就是理智。这种理智，本来可以知道一切的；但有时被外界物所蔽，不能知道什么，因此我们就会做出许多蠢动的事情出来。我们要免除这种蠢动的发生，只有明知虑。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不苟篇》说：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这里所说的术，就是指明知虑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君子所以能“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近而闻见者远”，都由于能明知虑的缘故，因为知虑明了，就如明镜一般，能照见万物，所以“位虽尊而志恭，心虽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虽近，而所闻见者远。”

以上是说修身的功夫。除了这些修身的功夫以外，还有处世的态度，荀子所主张处世的态度很多，现在概括地分述于后：(www.daowen.com)

一、立身是体要恭敬，心要忠信，术要礼义，情要爱人。《修身篇》说：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

二、待人是要争劳苦，让饶乐，端悫而信，拘守而详。《修身篇》说：

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三、做事为学要勤而有恒，尊师而守礼。《修身篇》说：

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

这是说勤而有恒。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同上）

这是说尊师守礼。

四、立行、立言、立名要合乎礼义。《不苟篇》说：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北，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此之谓也。

五、应对要以义应变，知当曲直。《不苟篇》说：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应变，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六、非斗、人与人相打叫作斗、国与国相攻叫作战，都不是处世立国应有的行为。所以荀子对人就主张非斗，对国就主张非战。《荣辱篇》说：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诫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岂不过甚矣哉！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镯牛矢”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耶？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耶？则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则不可，圣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

上面已把荀子所主张的处世的态度叙述完了。现在再来叙述一段做这篇的结论。

荀子拿“君子”代表做修身功夫到了家的人，或完全人格已经实现的人。拿“小人”代表做修身工功未到家，或完全人格未实现的人。所以荀子在《不苟篇》当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并举，同时称扬君子，而非薄小人。不过君子之所以能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不能为君子，而仅为小人，其中的缘故，荀子在《荣辱篇》里，说得很详细。荀子认为君子之所以能为君子，并不是天生而成的。小人之所以仅为小人，而不能为君子，也并不是天生而成的。天所赋予二者的材性知能，原来是相同的。所以一个做君子，一个做小人，那完全因为君子和小人所求的道不同，就是注错习俗不同。因为注错习俗不同，于是小人的心里认为君子天生来就是比自己好的，虽想为君子，也不敢为君子。《荣辱篇》说：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荣辱篇》又说：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荀子这种理论，当然是从他的“性可塑”的根本观念来的。我们既明了他的根本观念，对于这种主张当然也不会做别的想念。不过荀子在《荣辱篇》里，反复地说君子与小人的材性知能没有什么差异，认为小人也可以为君子，这实在可以说是很明白人类心理的人。因为如果对小人明白地说出他没有希望做君子，那么他的心理上受了一种莫大的刺激，因此他本来可以做君子，反使他自暴自弃，终归不敢存一种做君子的希望，而甘居鄙卑。所以说小人有做君子的希望，或是说小人的材性知虑和君子一样，那么小人知道了，心理上得到一种鼓励，引起他向善的热心，或者因此使他成为一个君子也未可知。荀子能利用这点来教化人民，收效力是很大的。同时发扬孔子“主习”的微言的功劳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