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这样东西,自上古的人民,一直到周秦诸子,虽然也有些把他看作一件在自然中有形体的物体,例如《诗经》说:“彼苍者天。”这不过是少数。大多数还是把天看作一种有人格,有志意的,最大的东西。他可以摄万理,亦可以主宰万物。所以《说文》将天字解作:“颠,至高无上,从一大。”《书经·皋陶谟》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惊哉;天秩有体,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昊天不庸,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戻。”
这种以天为主宰的思想,既充占了古时人民的脑海,古时的人民,于是将一切的一切,均付之于天,成者以为是天之所助,败者以为是天之所废。这种思想,照思想发展的历程去说,亦是应有的现象,但学术是一天一天进化的,假如在这种思想严森森的束缚当中,有人出来推翻这种思想,而将一切的一切,均付于人事,认为人定可以胜天,这不单使我们的旧观念发生一个大变动,就是我们的生活也必定因此转变一种新的趋熟;但是中国的学术界里有没有这种人呢?有的,谁呢?荀子,他是看重人事的,他对于天,和孔子一样,认为是自然中一种应有的现象。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荀子也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不过孔子只说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而止。荀子却更进一步地说明天不能主宰人,并且人还可以倒转来征服天。这实在是一种很合科学的思想,现在逐条分述于后:
荀子轻天重人观念的来源。
荀子这种轻天的观念,是从他的欲论来的。过去的人,都承认天是主使人的,再进则又有“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一种思想,所以重天。现在荀子既主张人的一切活动是由自己的生命力,欲所主使的,那么这明显是把天的观念,从人的观念中分出,自求独立。人既是自己独立的,那么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的生命力,可以主使,天则无从操纵了,天既不能操纵我们,我们就用不着妄求天道,只重人事够了,这就是荀子所以轻天的意义。
荀子眼中所看的天,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无多大力量;只有人的生命力,是广大无边的。例如人的性欲,可以使它成恶,也可以使它从恶变化为善;但性与天同为人的一种观念,人的欲既可以操纵性,当然亦可以操纵天。荀子因此又在轻天的思想上,创立一种征服天的思想。他这种思想,真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崇拜天道的思想中,别开生面的,就在儒门中,也算最新颖的了。在他的《天论篇》中,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观念。
第一是把过去统治在天之下的人,从天的范围中划分出来,使天为天,人为人,二者独立无关,人自为善,天不能加福,人自为恶,天也不能加祸。人的灾祸,非天所降,是人自取的;人之德福,非天所赐,是人自求的。所以天不能主使人,而人因为有最坚强的生命力,果能错置得当,反可以征服天。所以他在《天论篇》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这段话可以证明荀子把天人分开各自独立。
第二是规定天的职责,以明主宰人类,并非天分内的事。《天论篇》: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
第三是规定人的职责。《天论篇》: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第四是要人不与天争职。因为人与天既彼此分开,并且天有天的职责,人有人的职责,那么,人应当把天职与人职看个明白,尽自己的职,不要与天争职;但是要做到哪步田地,才算是不与天争职呢?是要不措意测度天道,因为天道虽然深远,于人事之理,却毫无补益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测度他,只做人事够了;更不可舍去人事,而测度天理,若无故的要去测度天理,便算是弃人职而夺天职了,那是不对的。《天论篇》:(www.daowen.com)
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第五是积极地修人事。因为能修人事,那么就可以任天地,而役万物。《天论篇》: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
第六就是征天。《天论篇》: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有了这六个观念,于是得出一个轻天的总观念。有了这个总观念,不单认为天不能主宰我们人的行动,就是那星队木鸣的天的变象,也没有什么可畏。而最可使人畏的,只是人妖。所以《天论篇》初说: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又说: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袄则可畏也。
轻天重人的观念,既在荀子思想中占据了一个位置,于是他对于其余的学说,都注重修人事,不像儒家其余诸子一般,喜欢高谈天道。在下列各篇中,都可以看到他注重修人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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