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光华大学讲授荀子，学友杨大膺本其平日心得，撰《荀子学说研究》，凡得《绪论》《性论》《欲论》《礼论》《乐论》《天论》《劝学》《修身》《正名》《王制》《议兵》《解蔽》《结论》十三篇。书成，乃为之叙曰：荀子儒家之最笃实者也。儒家学说之体系，至荀子而始完成，后儒因其性恶之说，遂屏斥而不讲，致其学否晦数千年，蔽之甚也！何以言之？在孔子之时，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相远者，视环境之良否，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孔子语意浑沦，未尝作具体之性说，而性之有善有恶，固已见于言外。孟子主保存本性之善，而以仁义寡欲、调节其情；荀子主化导本性之恶，而以礼义导欲，节制其情，皆各得孔子之一端，看似相反，而实相成。不过孟子之仁义，是内心的制裁；荀子之礼义，是外界的制裁，方法不可同耳。且荀子时，人心浇漓，更甚于孟子之时。荀子立性恶之说，侧重外界的制裁，比较孟子之纯恃内心者，办法较为切实，是可见荀子立说，与时代潮流有关系也。此外，如孔子主张正名，这是儒家重要学说，然在孔子时未曾详说，七十子亦未有道及者，独荀子用经验的归纳法，将名词之本旨，及制名之枢要，正名之效用，一一详述。儒家之方法论，至荀子而始完整，盖是时惠施、公孙龙等之诡辩盛行，荀子不得不起而正之，与时代潮流亦有关系也。至于政治，在孔子时代，完全主用感化政策，故只言仁；至孟子时代，则人事较繁，世变较亟，故兼言仁义；迨荀子时代，则人事愈繁，世变愈亟，不得不注重刑法，此可见儒家思想之进展，亦时代为之背景也。至于荀子《解蔽篇》所独出之认识论，不特儒家向所未道，其余各家，亦从未言之，于此可见荀子思想之博大，非诸子可及。吾故云：荀子儒家之最笃实者，而亦完成儒学之人也。苟用此眼光以研究荀子学说，则其他各论可以一贯之矣。抑今之治古学者，往往喜取古书之材料，隶属于哲学方式之下，虽觉壁垒一新，究不免强古人以就我，有削足适履之嫌。兹书各节所用名词，多仍用荀子之旧名，其与今之哲学相通者，如方法论、认识论等，则亦采取哲学名词以解释之，以期不失荀子之真面目。窃以为治学当如此，此著者之微意也。大膺江西产，昔者肄业于光华大学，余讲授中国哲学，讲毕偶提出讨论问题，大膺辄多创见，能发前人所未发。既毕业，则独留沪上以求深造，恒往来于张孟劬先生及予之门，未期年而学大进，曾撰《孔子学说研究》，予既为之校改付梓矣，兹书之成，较前书尤多卓见。孔子云：“后生可畏。”大膺将来于学术上之贡献，殆未可限量也。民国十九年冬蒋维乔序于因是斋。(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