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为响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积极做出的战略目标，这对我国的绿色发展、大国担当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该目标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虽然前路仍有不可避免的困难和挑战，但自目标明确以来，党中央和政府提出了阶段性、有规划的决策方案，这对按时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7年国务院从战略顶层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在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中，数据是其中一个重要资源。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了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2020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培育新经济发展。2020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第一次提出企业数字化行动方案，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中小企业。2020年9月份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国资委将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强沟通联系，营造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明确央企国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等国资背景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方向。《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并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写入报告。

数字化改革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发展要求。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与前两次浪潮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将重心从体能和机械能转移到智能。信息化虽然实现了数据的有效利用，但并未实现部门间数据的整合和集成，数字化则能全线打通数据融合，进行跨部门信息流通，为业务赋能，为决策提供精准洞察。不光是生产过程、业务流程要数字化，设备、产品、资源、决策体系都要数字化。以往的信息化也有很多数据，但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的系统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的价值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数字化改革将重新定义企业的科学决策、管理模式，也将驱动企业进行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会对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增加更多动力。

大数据推动碳中和的精准化，实现了对碳中和全过程的精准掌握，并预测碳减排的趋势，能够针对不同问题进行实时分析，并对减排成果进行成效评估。另一方面，企业碳减排决策范式呈现出数据驱动的全景式特征，能直接针对问题追溯源头，借助多维数据整合实现。数字化流程助力碳中和工作的高效化，从根本上改造碳中和监测方式，通过数据采集、共享、处理、反馈，企业和相关主体可以解析碳中和工作的进程，并通过相关技术的创新与适配，打造“由外而内”的问题发现模式，实现高效减排。现今是一个大技术不断涌现的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科技创新能力的边界不断被拓展，一个个关键性课题取得了重大突破，绿色发展和科技革命从来不是不可交融的，数字化改革在碳中和领域的全新融合带来的将会是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1.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数据资源体系基本建成，利用数据资源推动研发、生产、流通、服务、消费全价值链协同。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成效显现，数据确权、定价、交易有序开展，探索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www.daowen.com)

2. 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农业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更加深入，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速普及，生活性服务业多元化拓展显著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服务体系基本完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推进绿色发展。

3. 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大幅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在部分领域形成全球领先优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广泛普及，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4. 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基础设施广泛融入生产生活，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的利企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数字鸿沟加速弥合。

5.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基本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监管机制基本健全。政府数字化监管能力显著增强，行业和市场监管水平大幅提升。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法治保障的数字经济治理格局基本形成，治理水平明显提升。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数字经济安全体系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