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独一无二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后母戊方鼎。该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字铭文“后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和“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2.大盂鼎。该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

3.大克鼎。该鼎铸造于西周晚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鼎是西周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也是权力的标志。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该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须皿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是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该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大克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铭文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铭文前段14行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除去。该件“大克鼎”出土于清末金石学和金石书法鼎盛时代，其铭文书法在当时备受推崇。(www.daowen.com)

大克鼎出土后，为清代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所收藏。抗战时日寇曾觊觎此器，潘氏后人将鼎深埋宅中，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后代潘达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4.毛公鼎。该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物，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因作器人为毛公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铭文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褒扬。毛公鼎铭文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历经坎坷，1946年收藏者陈咏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部分珍贵文物迁至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