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也是我国玉器工艺发展史中自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春秋战国之后的一个黄金时代。汉代玉器由于材料好，再加上雕琢工艺精良，品种繁多，在中外玉器史上的地位突出，素有“汉玉”之称。

汉代玉器的繁荣有很多因素。首先，因为儒家道德学说从礼制上维护封建国家制度，汉武帝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以礼器、佩饰为主的儒家玉器体系也因此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其时，汉朝国势强盛，特别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大门，对外的交流使新疆优质的和阗玉料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成为汉玉生产的重要保证。其次，继铁的发现和钢铁工具的普及运用，相应提高了汉玉的雕琢技术，使其摒弃了以往玉器扁平片状和纹饰浅薄等单调呆板的样式，逐步向高浮雕和圆雕等新技术、新领域发展。由于这些原因，汉代玉器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仅品种就多达7300余种，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峰。

玉器品种的多样化，是当时社会一部分人美好生活的象征，反映这些人祈求平和富贵的心态。但另一方面又折射出当时社会对玉的迷信程度，这种态势的延伸，后来就发展为丧葬玉品种和数量上的极度膨胀。当时流行九窍玉器(即一对眼盖，一对鼻塞，一对耳塞，一片口含，一件肛门塞和一件生殖器盖)，人们深信“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九窍玉器的流行，还导致富贵人家相互攀比。王公贵族为显高招，时兴死后使用玉衣作殓服。玉衣又称玉匣或玉押，初行于西汉，据说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死者入葬使用的“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演变而来。最初，缝缀玉衣的是金丝，称金缕玉衣，供帝王死后殓装。到东汉，玉衣分金、银、铜、丝4个等级，称金缕、银缕、铜缕、丝缕，使用范围就比较广了。目前已出土的就有20多套。其中，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两套金缕玉衣，广州南越王赵昧的丝缕玉衣，令观赏者赞叹不已。这些玉衣不仅制作工艺精细，而且从造型设计到选料、开片、钻孔、磨制、抛光、编号、拉丝，直至编缀成衣，工序复杂，而且造价昂贵。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才下令禁止这种习俗。

中国的佩饰玉发展到两汉时期，也呈现出系统化的格局。若按配挂部位分，有垂直悬挂之佩和人身侧面挂佩两大类。按功能来分，则是组合垂饰、类兵器饰物和人形垂饰。

儒家学说十分推崇组合垂饰，所谓“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商。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礼记·玉藻》)，指的就是组合垂饰的佩带，并将为什么要如此佩带的原因解释为“(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现在看来，这种解释太牵强附会，因为任何人作如此佩挂，行动上都会受到极大限制，想不当君子也不可能。但在汉代，人们相信这一套，组合垂饰不但流行，而且一直延续到晚清时代。只不过汉时玉佩的组合依佩戴者身份不同而不同。(www.daowen.com)

类兵器挂饰主要有玉具剑、带钩，这都是战国时期沿袭下来的。

汉时，人形玉是佩饰玉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多，人物形象的表现也丰富，且仕女居多。这反映中国玉器的制作到汉代终于出现重要的转折。汉代人形玉的琢刻线条简洁明了，打破了玉器领域中以抽象纹样和龙凤形象独尊的格局。

在舍弃抽象纹样和龙凤传统形象的同时，汉代玉器出现反映平常生活的题材，开始走向写实，并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其中又以动物玉雕牛、羊、鸟、龟、熊等最为常见。这种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汉代玉器的品种、数量达到玉器史上第一次高潮的顶峰，它的雕琢技术当然也有所改进，最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钩碾法(又称“游丝毛雕”)。关于“汉八刀”，清代谢堃《金玉琐碎》提及“只用八刀便刻成一个翁仲”，属于象征性刻画手法。“汉八刀”反映出的是汉代雕饰的简洁明快。高濂《燕闲清赏笺》说:“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婉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这是赞赏汉代玉雕刀法精纯流畅，在双钩线纹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双钩线纹饰并非汉代创造，战国时期已有。“汉八刀”和双钩碾法只是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两汉玉器纹饰的厚实、简洁与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