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墓葬之地从数人合葬，发展到后来的大型家族墓地，是家族聚族而居的观念反映。发展到后来，皇家墓地占地数千平方千米，陪葬墓达数百座；家族墓地亦逐渐扩大。河北封氏墓地横跨绵延数县。曲阜孔林是孔氏家族墓地，占地2平方千米(3000余亩)，延续2500余年，埋葬孔氏家族及旁族七八十代共10万逝者。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一片大型的墓区，就是一座逝者集聚的“城市”。

(一)原始社会墓葬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墓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一定的制度。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着不同的葬俗。

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尸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于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由于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后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100余件，猪头10余个，说明墓主人远比一般人富有。

(二)商代墓葬

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亚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其余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皆呈长方形。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尸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和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

(三)西周春秋墓葬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亚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发现，有些大型、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簋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簋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

(四)春秋晚期和战国墓葬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并进入了铁器时代。这种变化在墓葬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坟丘一般用夯土筑成，有的呈方锥状，有的形状欠明，现存最高的达10余米。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和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在墓室的地面上建“享堂”，则应看作是继承商代以来的旧制。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盒、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自己的葬俗。

(五)秦汉时期墓葬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所谓“黄肠题凑”。

西汉黄肠题凑墓是中国传统的木椁墓的继续和发展，前堂、后室、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以及多重棺椁、积石积炭等复杂结构标志着木构墓室制的完全成熟。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由此可知，黄肠题凑是设在棺椁以外的一种木结构，它是由黄色的柏木心堆垒而成。黄肠是堆垒在棺椁外的柏木，用柏木构筑的题凑即为黄肠题凑。它和梓宫、便房、外藏椁等构成了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天子以下的诸侯、大夫、士也可用题凑。但一般不能用柏木，而用松木及杂木等。经天子特许，诸侯王和重臣死后也可用黄肠题凑，如汉代霍光死后，汉宣帝“(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

黄肠题凑墓重要代表有扬州天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刘建与王后合葬墓，规模宏大，规格最高。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就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改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通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www.daowen.com)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案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大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筑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六)魏晋南北朝墓葬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一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像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时期，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越多，越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

(七)隋唐五代墓葬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生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来说，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千米，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设置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

(八)宋辽元代墓葬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随葬品除陶瓷器外，有大量的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风水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与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后作玄宫，尸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到了辽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辽晚期一般已不用兵器随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已消失。大约从辽早期的后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元代帝陵文献中记载了“起辇谷”。入葬后，平整葬地，用马踩踏，不留痕迹。至次年开春草木茂盛后撤离，故至今不知确切地点。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保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尸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进一步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九)明清墓葬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孝陵则为此后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明十三陵。陵园总门南向，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像生。出于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祾恩殿，基本上相当于唐宋陵前的献殿。

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是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竖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后殿的棺床上。

清代墓葬与明代稍有改变。在帝王之后过世的皇后不再葬入帝陵，而是单独起陵，以方位定名，如昭西陵、定东陵等。嫔妃之墓则称为园寝，用红墙绿琉璃瓦，以与帝后的红墙黄琉璃瓦相区别。清帝后陵，不再像明十三陵那样共用石像生，而是各自单独列置石像生。不过，清陵除顺治孝陵列置了十八对石像生，后逐步减少。乾隆裕陵只有五对，且雕刻水平与体量大不如前，陵前石像生已不大受到人们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