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城市化进程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资源开发利用的驱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矿产资源是工业发展的原材料和能量来源，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说是区域城市化的最原始驱动力。一方面，大规模而有效的资源供给必将推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这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所印证；另一方面，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将产生更大的资源需求。现代化研究的权威人士塞缪尔·亨廷顿于1976年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1］。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了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2，3］。信息化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化与工业化密切结合，共同推动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或地区城市化的总趋势、总方向大体一致，但具体实现城市化的道路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有的学者称之为发达国家模式，也称为内生导向型模式或经济同步型模式（资源驱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多是与资源开发、工业化相随，以能源和资源开发利用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是推动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工业化同时带来了一系列联动效应，城市人口增多（农业人口转向城市或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城市），工矿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就业先从农业到第二产业，然后再到第三产业，城市化的发展还导致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导致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生产方式的转换。

第二种模式常见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和制约城市化进程的根源在于一种或几种外向因素与环境，即采取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有学者称之为依赖型或外向刺激型模式（跨国资本驱动）。韩国、巴西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在这类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外部需求、国外投资和贷款、新的国际分工秩序、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干预和政治需要等因素起了更大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外部因素驱动的城市化。(www.daowen.com)

第三种称之为混合推进型，包含有上述两种模式的城市化动力因素。它既具有第一种模式的内生因素的刺激，又有第二种模式的外部因素的作用，两种力量的综合合力是城市化演变的根本动力，日本是这种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纵观50 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历程，可清楚看到，我国城市化道路曲折复杂。从总的来看，大致可分成两段：

1985年以前，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变革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高低起伏，相差悬殊；1985年以后，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进入稳定时期：从1985年的23%提高到1999年的31%。到2000年为止，全国城市已发展到663 个，建制镇增加到20132个，市镇总人口达到4.5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36.1%。从总的来看，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上述不同的发展模式，资源因素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