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圩在唐代得以普遍形成。从宋以后到明末清初，歌圩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在宋代，土司制度的建立，使壮族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到明代中叶，虽然实行“改土归流”，但仍采取“官”“土”分治，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仍未完全确立，自由歌唱择配的风俗，基本上还能保持下来。明清时代的歌圩，规模已经很大，较大的歌圩竟达千余人，来自方圆几十里各个峒场和村寨的人们“游乐无忌”。

到了清代中叶，“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大力推行，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礼教容不得歌圩的存在。封建统治者及主流文人，把男女自由对歌、男女自由择配视作“伤风败俗”，把歌圩诬为“风流圩”，明令禁止。如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纂的《柳州府志》四十卷记载：“夫女子未出闺门，先令在公庭唱歌，廉耻何在？揆之父母，斯民之道，不宜若是，勿谓以要俗而不之禁也。”清光绪修纂的《镇安府志》亦记载：“歌圩之风……虽严行禁止，未能革尽……颇伤风教。”清末的东兰知州曾用蛮横手段来禁止歌圩，抓去几个青年女歌手，涂上墨脸，游街示众，因而引起民众作歌反抗：“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元帅管总兵，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

到了民国年间，禁歌更为普遍和严厉。如1931年，政府颁布《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将广西境内一些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风俗如歌圩、不落夫家、抢花炮等视为“陋俗”，认为“伤风纪，应禁绝之”。　1936年又颁布《广西乡村禁约》，对广西各少数民族的“陈规陋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作出改良规定，“凡糜集歌圩唱和淫亵歌曲，妨害善良风俗或引起斗争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罚金，或五日以下之拘留”。

新中国成立后，歌圩兴盛了一段时间，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遭到禁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歌圩活动销声匿迹。(www.daowen.com)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歌圩活动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其数量已经大为减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歌圩活动有加速衰落的趋势，面临消失的危险。

进入21世纪，歌圩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从政府层面上得到一定重视。各地文化部门在歌圩日组织“山歌比赛”等活动，持续举行近二十年并发展为广西文化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壮族歌圩文化的现代性延伸。现代壮族年轻人也加入歌圩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他们通过网络发起“现代歌圩”活动。歌圩逐渐从单纯的民间行为转变成“官、商、民、学、媒”共谋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