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进入老年期后，很多老年人面临着家庭解体的风险，且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已经处于丧偶的状态，但家庭仍然是老年人尤其是70 岁以下的老年人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Rabiei 等人（Rabiei 等，2013）对64 名老年人进行基于家庭的授权干预和普通宣传教育干预模式，干预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老年人均进行运动感知、自尊、自我效能感和生命质量的测量，结果表明基于家庭的授权模型能显著提高干预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同时实验组的老年人自我报告的自尊、自我效能感也都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这些积极心理品质的提高也会促进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基于社区的干预研究对招募到的老年人进行四个月的干预，干预内容包括促进快走、记录每日跑步数等，干预之前将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水平分为较差、中等、较好，四个月的干预平均提高了老年人26%的体育锻炼参与率，并使每日步数增加了29%，不仅如此，这种干预效果还提高了老年人的身体机能（Fitzpatrick等，2008）。

除了以上这些干预方式外，研究者逐渐基于相关理论对老年人体育锻炼进行干预。最常见的干预理论包括跨理论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干预表明，跨理论模型的干预设计能有效提高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频率（Lipschitz等，2015）。干预研究表明，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干预设计可以有效改变老年人关于体育锻炼的错误认知，提高其参与动机（Onoruoiza 等，2015）。除此之外，健康行为过程取向模型也被证明是有效的理论模型之一。研究者对加拿大60 名全职工作者（平均年龄45 岁以上）随机分为基于健康行为过程取向模型的干预组和对照组，结果表明干预组中老年人久坐问题有明显好转，具体而言相较于对照组坐的时间显著降低、站立时间显著增加，拉伸时间和行动计划、处理计划、计划控制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Rollo&Prapavessis，2020）。近年来，也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而对老年人体育锻炼进行的干预研究，结果也表明通过旨在提高老年人关系需要、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的自我决定理论干预方案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Brooks等，2017a）。

传统的干预往往基于面对面的沟通情景，对沟通场所和时间的要求较高，随着现代移动通信设备的发展和普及，基于互联网的干预方式也逐渐应用到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干预中来。Lyons等研究者（Lyons等，2017）为考察老年人对基于网络的干预方式的接受度、可得性以及干预效果的认知，招募了40 名年龄在55～79 岁之间的老年人，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老年人获得一个24小时的监控设备，上面装有一款特定功能的APP，可以帮助被试设置每天和每周的阶段性目标，并可以通过该设备获得电话咨询，并在老年人本周运动时间不足60 分钟时提醒老年人及时进行锻炼。结果表明，实验组老年人穿戴这一记录设备平均时间超过81 天，老年人对基于无线网络的干预技术普遍接受度较高。相较于对照组而言，这一干预方式还显著增加了老年人平均锻炼时长。这说明，当把无线运动检测设备和电话咨询相结合时，这种基于网络的干预将会是提高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率、降低其久坐行为的有效方式。也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同时对比了基于网络的干预、基于社区中心的干预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干预三种模式对提高老年人体育锻炼的效果，其中基于网络的干预主要是基于网页设计针对性的体育锻炼项目并每月发送提醒邮件，基于社区中心的干预则包括了12次集体活动。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形式的干预都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有着较好的干预效果，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基于社区中心的干预可以提高体育锻炼水平和促进锻炼阶段的改变，但基于网络的干预则更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对体育锻炼的意识（Mouton&Cloes，2015）。Irvine 等人（Irvine 等，2013）对368 名久坐的平均年龄60 岁的老年人进行干预，在线招募、筛选和测试这些老年人，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在干预前、干预进行12周和干预6个月后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无论是干预进行中还是干预后6个月，实验组老年人的干预效果都要优于对照组。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干预所依托的手段并无优劣之分，相反各种手段应该适当结合以促进干预发挥最大效果。我国研究者也逐渐将网络干预的方法应用在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体育锻炼方面，但我国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基于无线网的各种干预设施在接受度和可用性方面均表现不佳（沈勤&徐越，2020）。因此，我国研究者应该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我国老年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认知特点开发适合其生活习惯和能被其认知接受的干预模式，以提高干预效果。(www.daowen.com)

有元分析结果表明，旨在提高65 岁以上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相关干预是有效的，但效果量比较小（Chase，2013）。总的来说，这些干预措施对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干预效果要明显优于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群体，这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体验到更少的生理限制，进而更愿意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而患有某些疾病的老年人不仅不具备必要的生理条件，还可能因为疾病带来的各种情绪障碍而带来阻碍。就干预方式看，认知结合行为的双重策略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干预效果最好。这一结果启示我们，针对老年人的干预不仅需要聚焦在改变其认知过程上，同时也应该重点关注其行为活动比如自我检测、目标设置上。就干预理论上看，那些有相关理论支持的干预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干预效果，但这些研究的结果解释仍需谨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个研究对使用理论的解释细节不足，没有提供给读者足够的行为以重复结果（Keller等，2009），未来的理论驱动的干预设计应该清晰地指出理论概念如何与干预成分和实验设计相契合，并且如何与行为测量结果相一致。就干预媒介而言，那些通过可听-可视设备或邮件进行的干预似乎更有效。可听设备通常包括音乐和锻炼指导语，可视则主要指锻炼视频，而且对于记忆力明显下降的老年人而言，通过邮件发送相关材料将会比单纯一次面对面谈话能记住的信息更多（Chase，2013）。有研究表明，干预场所的差异也许并不显著，无论是通过社区还是通过家庭还是通过疗养中心进行相关干预，干预效果并无明显不同，这也提示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渠道结合起来（王会娟，2020）。就体育锻炼内容来看，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特点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更加稳定的活动，如园艺、家务、瑜伽和太极等，而目前很多干预研究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测量侧重于有氧运动，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考虑测量指标的全面性，比如既考察总体参与数量、参与活动的类型，也记录参与每项不同活动的时间。

总的来说，体育锻炼对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对老年人自身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价值。就目前而言，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现状并不容乐观，需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