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所述可知，精神幸福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适应等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临床应用者更加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干预来切实提高个体的精神幸福感以促进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关于精神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通过某些技术旨在提高某一特定群体的精神幸福感；其二，通过围绕精神幸福感的干预旨在提高个体某些心理品质。关于第一种，干预对象中很重要的一类是患有某些严重疾病的患者。比如Sajadi等人（Sajadi等，2018）在其研究中将42名伊朗女性癌症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经过8周的干预，每周一次每次45～60 分钟，干预方案结合了正念、情绪宣泄、强化积极思想、精神自我表露、书籍疗法以及祈祷疗法；对照组则给予常规的宣传教育。研究结果表明，两组的基线水平并无显著差异，但经过干预后，干预组的精神幸福感显著提升，证明了这种精神性干预的可行性。尽管这一研究的对象是女性癌症患者，但有研究者针对护士群体进行了精神幸福感的干预，也得到了大致一样的结果（Musa，2017）。Labelle 等人（Labelle 等，2015）则是基于纵向等待对照研究采用基于正念的减压干预（MBSR）来考察这种干预对提高癌症病人精神幸福感、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正念能力的干预效果，其间进行三次测量，结果表明基于正念的减压干预可以有效提高癌症病人的精神幸福感和正念能力，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有研究者为方便干预实施对干预的媒介进行了创新，比如Brown 等（Brown 等，2014）借助于网络系统开发的针对艾滋病病人的干预方案，其主要内容侧重于改变个体日常行为习惯（系统、事件和环境），活动包括非指向性的精神活动、冥想、音乐、祈祷、参与艾滋病宣传活动等提高个体的自主性，结果表明这种干预方式能有效提高艾滋病病人的精神幸福感。也有研究者开发了以个人导向的目的为中心的干预模式（Individual Meaning-Centered Psychotherapy，简称IMCP），对64名癌症患者进行IMCP干预，对56名癌症患者进行常规的治疗性按摩干预，IMCP 持续7 周，每周一个主题包括目的和意义的概念、癌症与意义的关系、意义的历史来源、意义的态度来源、意义的创造性来源、意义的体验性来源与转化、反思与期望，结果表明经过干预后，IMCP 干预组被试的精神幸福感有显著提升，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也有针对中国被试的干预，比如Chan 等（Chan 等，2012）对正在首次接受体外受精的女性进行干预性治疗，干预组172 人，对照组167 人，干预组实施身体-心理-精神的干预［Integrative Body-Mind-Spirit （I-BMS） Intervention］，这一干预方案将身体与心理和精神都结合起来，更加综合，结果也表明干预组的精神幸福感较对照组有显著提升。Chochinov（Chochinov 等，2011）等则使用尊严疗法（Dignity Therapy）对生命仅剩不到6个月的澳大利亚重症病患进行的干预结果表明，尊严疗法也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精神幸福感。Ando 等（Ando 等，2010）则通过短期的生命回顾干预提高了癌症患者的精神幸福感。

关于第二种，Naseri-Salahshour 等人（Naseri-Salahshour 等，2018）在其研究中将伊朗某一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的66 名昏迷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实验组进行精神幸福感的干预，具体措施为让其通过耳机每天听17 分钟的《古兰经》诵读，结果表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基线水平无差异，但经过10天的干预后，干预组的昏迷病人意识较对照组有明显提升。这一研究提示我们，基于个体的文化和宗教因素对其实施针对性的精神幸福感干预具有可行性。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研究者基于佛教文化原则对癌症晚期病人进行干预，干预为期三天，干预内容是基于佛教的基本原则设计的精神幸福感干预，结果表明干预组的精神幸福感较控制组有显著的提高（Chimluang 等，2017）。Liu 等人（Liu 等，2015）则使用中国传统的太极拳疗法对27 名肺癌患者进行干预，干预组14 人，对照组13人，干预组进行为期16 周每周三次每次60 分钟的太极拳练习，结果表明经过16周的干预后患者的细胞增殖较对照组显著提升，且显示出更高的溶瘤活性，证明了基于精神幸福感的干预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理机能。Sankhe 等（Sankhe 等，2017）则对抑郁和焦虑症患者进行精神幸福感的干预，分别在干预前、干预进行3周和6周时测量其焦虑和抑郁水平，结果表明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抑郁和焦虑。(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关于精神幸福感的干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基于不同的理论取向开发的不同干预方法普遍被证明是有效的，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干预对象以病患为主，而对普通人群的干预研究较少，这就限制了干预研究可推广的范围，尤其对青少年群体而言相关的干预研究几乎是空白；第二，干预方案的设计过于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而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而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可能更加事半功倍；第三，尽管目前正式刊登的干预研究结果都是显著的，但干预的效应究竟多大并没有相关研究进行考察，Lee 等人（Lee 等，2020）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元分析技术考察了精神幸福感的某些干预研究真正的干预效应大小，但显然还不足够，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干预方案等进行有区分的考察；第四，目前的干预研究更多侧重于通过干预提高被试的精神幸福感，而对基于精神幸福感的干预如何提高个体其他方面的心理功能或生理机能的研究较为缺乏，应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