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幸福感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促进方面。精神幸福感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正念能力，比如Mathad 等人（Mathad 等，2019）对145 名护理专业的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精神幸福感的四个维度个人、社区、环境和超自然存在都可以显著地预测护士的正念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不仅如此，根据积极情绪扩展理论，精神幸福感所带来的各种积极体验比如快乐、宽容等还有助于增加个体内部的心理资源，扩展个体的思维，还帮助个体提高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等（Komariah 等，2020）。对具有宗教信仰并有服侍工作的神职人员进行了连续一年的交叉滞后研究，895 名被试的结果表明，神职人员的精神幸福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其一年之后的抑郁症状和工作压力，即使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这一关系仍然成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抑郁或工作压力并不能预测精神幸福感，而是精神幸福感预测抑郁和工作压力，这说明精神幸福感的作用更显著（Milstein等，2020）。

对病患而言，精神幸福感可以显著地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比如Zare 等（Zare 等，2019）对208 名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病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其精神幸福感越高则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且精神幸福感越高则其消极情绪体验越低，而且精神幸福感高的癌症病人感知的总体生活质量也更高。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精神幸福感可以改善患者的应对方式，由消极的应对策略转变为积极的应对策略，从而提高其健康水平。对于患有慢性病的患者而言，精神幸福感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这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比如精神幸福感高的糖尿病人较多自主做出健康管理行为比如按时测量血糖、提高蔬果摄入量以及按时锻炼等（Yilmaz&Kara，2021）。在工作领域的研究表明，那些精神幸福感高的学校管理人员在应对工作相关的压力时更倾向于采用祷告的方式应对压力，从而抑郁和焦虑的水平更低。Walker（Walker，2020）在对这些管理人员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的过程中，还发现精神幸福感高的管理人员往往潜意识里认为“上帝是治愈的良药”。不仅如此，精神幸福感还可以有效促进个体的生理健康，比如Salman 和Lee（Salman&Lee，2019）通过调查150名老年人发现，老年人的精神幸福感可以显著提高其自我报告的生理健康水平，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可能是通过提高和改善老年人的睡眠等方式发挥作用的。

精神幸福感的作用还体现在对消极思想和行为的抑制方面。Ibrahim 等（Ibrahim 等，2019）通过对176 名马来西亚一群被边缘化的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的精神幸福感包括存在幸福感和宗教幸福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其自杀想法，这为从精神幸福感的视角干预进而降低边缘化青少年群体的自杀想法和行为提供了证据。对于特殊职业的个体比如护士，精神幸福感还可以帮助其更好地应对压力，比如抵御道德压力等方面也具有抑制作用（Soleimani 等，2019）。大量研究表明，精神幸福感对物质滥用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比如Iorfa 等人（Iorfa 等，2018）对青少年通过长达2年的追踪研究显示，青少年精神幸福感与社会疏离水平呈负相关，青少年精神幸福感与心理一致性呈正相关，而且由其教师报告的物质滥用更少，这说明精神幸福感是通过增强和提高青少年积极的心理品质从而发挥抑制消极行为的作用的。Burdette 等（Burdette 等，2018）则对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单亲母亲进行追踪研究，结果也证明精神幸福感可以有效地负向预测这些单亲母亲的物质滥用情况。此外还有很多研究分别针对大学生、成瘾等，也都得到相同的结论。随着互联网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群体，网络成瘾都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精神幸福感高的青少年在问题性手机使用、网络成瘾方面都更低（McClure，2017），精神幸福感帮助青少年在面对网络时展现出更好的自我控制能力。(www.daowen.com)

总体来说，精神幸福感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都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在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中得到了验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精神幸福感如何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中介机制研究和调节机制的研究仍然较少，亟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