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不同的研究者对精神幸福感的结构并没有统一的认知，基于不同的研究观点，研究者提出了精神幸福感不同的维度结构，并据此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根据结构的维度数量可以分为基于二维度结构的测量、基于三维度结构的测量、基于四维度结构的测量以及多维度测量。

第一，基于二维度结构的测量。典型代表是Ellison（Ellison，1983）。他认为精神幸福感具有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垂直维度即深度是指个体在与超自然存在比如上帝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水平维度即广度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意义感、价值和满意度的总体评估。这两个维度是衡量个体精神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Paloutzian 和Ellison（Paloutzian & Ellison，1982）编制了精神幸福感量表（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SWBS）。该量表共有两个分量表：宗教幸福感和存在幸福感，共计20 个题项，其中宗教幸福感分量表有10个题项，用以评估个体与上帝或其他高权力者的幸福感受；存在幸福感分量表也有10 个题项，用于测量其他与宗教无关的人生意义、方向和目标。量表采用Likert 6 点评分的方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精神幸福感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达到0.89，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也均在0.7 以上，重测信度高达0.87，结构效度方面也均符合统计学指标。该量表也是跨文化研究精神幸福感的常用量表之一，被法国、泰国、韩国等学者所修订（Agli 等，201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量表的设计中一个重要维度是为测量个体的宗教幸福感，但该量表并不仅仅用于宗教人士，也可用于各种普通人群，比如老人、患者、学生等。

第二，基于三维度结构的测量。认为精神幸福感具有三维度结构的研究者包括Moberg、Canada 等（Canada 等，2008）等，他们有的认为精神幸福感包括基督教信仰、自我满意度和个人虔诚，有的则将精神幸福感分为意义、平和和信念三个维度，无论哪一种都是认为精神幸福感包含着三个基本成分。基于此，Peterman等（Peterman 等，2002）开发了精神幸福感量表（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Spiritual well-being，FACIT-Sp）。该量表共12个题项，且被证明三个维度的模型拟合更优，是对三维度结构的很好测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量表最初是用于慢性病治疗效果的评估，且在之后的应用中也多被用于各种病患群体的测量中，而关于正常群体的应用效果研究较少，这也限制了该量表向普通群体的推广。为解决这一问题，Peterman 等（Peterman 等，2002）增加了关系这一新维度，将项目增加至23 个，使之成为测量普通健康人群精神幸福感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也使其因素结构更加稳定。

第三，基于四维度结构的测量。Fisher 提出了精神幸福感的四维度模型（Fisher 等，2000），认为精神幸福感体现在四个方面：自我觉知，包括个体从其生活中认知道德快乐、和谐等；人际关系所产生的爱、信任、宽容等，取决于人际关系的深度与广度；环境维度，指对自然的敬畏；最后是超自然比如上帝维度，对上帝的尊崇与敬仰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研究者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四维度测量工具包括两个。其一，精神健康与生活取向测量（Spiritual Health And Life-Orientation Measure，SHALOM），该量表是Fisher（Fisher，1999）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精神健康测量（目的是评估人们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生活取向测量（目的是评估个体在与他人、环境和超自然存在以及自我四者关系中的理想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该量表是将两个分量表得分的差值作为个体实际体验到的精神幸福感，更加客观。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不同的群体中比如教师、学生（大、中、小学生）、医护群体等都具有较好的信效度（Moodley 等，2012；Francis 等，2015）。其二，精神幸福感问卷（Spiritual Well-Being Questionnaire，SWBQ），该问卷是Gomez 和Fisher（Gomez&Fisher，2003）编制的，量表直接分为个人幸福感、社群幸福感、环境幸福感、超越幸福感4 个维度，每个维度5 个题项，五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着个体的精神幸福感越高。2010年Fisher（Fisher，2010）又进一步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针对中文版译本，郭建康（郭建康，2011）对此量表在基督教徒群体中进行了修订，保留了原量表的20个题目和4个维度，中文修订版的信效度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www.daowen.com)

第四，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二维度、三维度和四维度结构外，也有研究者认为精神幸福感是一个高层次的概念，类似于世界观或信念系统，对个体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Velasco-Gonzalez 和Rioux（Velasco-Gonzalez & Rioux，2014a）指出，社会文化是影响精神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比如东方文化强调精神幸福感突出个体的人际关系和谐，而对个人主义文化而言，幸福感更加侧重个人目标的达成。但至今尚未基于这一观点开发出有效的测量量表。

总的来看，二维度结构强调精神幸福感的宗教和社会两个侧面，三维度结构则强调精神幸福感的认知评价，四维度结构侧重于精神幸福感的多种来源，多维度结构则从更高层次定义精神幸福感。基于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开发了不同的测量工具，有效地推动了精神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因素是影响精神幸福感的重要方面，但基于中国文化而开发的测量工具几乎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也是未来研究应重点突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