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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突发时的局势—敌人的商船—奥斯曼帝国苏丹宣战—运河的防御—运河防务—间谍活动—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接管防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攻—敷设雷区—组织前进防线—放弃加利波利的影响—在坎塔拉修建海洋码头—P.G.艾古中校的评价

在德国人眼中，苏伊士运河一直是英国的“咽喉”。对苏伊士运河的工作人员来说，苏伊士运河既独特又带点争议的国际地位往往掩盖了战略和政治行动的真实意图，导致在世界大战刚爆发时他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世界大战直接导致船主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巴黎缴纳吨税，进而导致许多船舶严重延误。这样一来，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引导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将收款授权下放给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设在伦敦的办事处。这一过程一开始并不顺利，后来甚至招致众怒，不过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

当时，英国的最大关切可用一句拉丁语概括“aperire terrain gentibus”，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君士坦丁堡公约》和1904年英国和法国协议的条款保障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与开放。这需要在运河区占领一些要地，虽然占领行为违反《君士坦丁堡公约》，但情有可原。

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就有一批同盟国商船躲到塞得港和苏伊士港避难，以免被俘。当时，同盟国船是允许到苏伊士运河避难的，直到后来发现有几艘同盟国船非法使用无线电设备，被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强制拆除为止。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还记录了一件事：一个德国水手绕一艘英国军舰游泳，一边挥舞着德国国旗一边高声大叫。当时，还有其他类似事件发生，不乏程度更严重、性质更怪诞者。当时，各国在塞得港和苏伊士港的部队和战舰都没被禁行，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借官方历史的话来说，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是“敏感的”：即使法军总司令可以指挥英国地中海舰队，并且有几艘英国巡洋舰在苏伊士运河南部巡弋，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苏伊士运河在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的困难和疑虑要等到奥斯曼帝国参战才能被解决。很快，苏伊士运河被裁定不具有庇护权。埃及政府呼吁避难的同盟国船离开苏伊士运河水域，并动用炮艇将其送出三英里距离。接着，这些同盟国船就被协约国俘获。

为防苏伊士运河被破坏，协约国采取了以下预防措施：埃及骆驼军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巡逻，随后，印度比卡内尔骆驼军^[1]抵达；接着，来了替代英国守军的印度师。埃及的协约国武装部队由曾于1882年在泰勒凯比尔作战的少将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指挥。

1914年10月，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亚历山大港警察被捕。从这个警察身上搜出苏伊士运河的地图、大量雷管和一个密码。这个警察是奥斯曼帝国的间谍。埃及到处是同盟国的间谍：除了从俘获的同盟国船上抓的两百人，最起码还有六百人^[2]。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很多领航员是奥地利人，显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1916年时还在工作。时至今日，我们不知道是该赞许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不对工作人员搞国籍歧视，还是批评它让这些奥地利人“背叛”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只专心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服务。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宣布，不能没有这些奥地利人，并且以公司名义保证他们一定会忠于职守（事后看来也确实如此）。

1914年9月，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接管苏伊士运河防务。归他指挥的部队的主力于1914年10月到达苏伊士运河。1914年12月，对苏伊士运河的布防开始。整个防御被分为三段：苏伊士—苦湖段，大苦湖以北的德佛索尔—法尔达内段，法尔达内—塞得港段。协约国将指挥部和总预备队设在伊斯梅利亚，并组织小型特遣队守卫淡水运河和补给站。1915年1月，防御部队组建骆驼运输队。英国和法国将一些老式军舰长期停泊在苏伊士运河的泊位中—这些泊位是专门挖掘疏浚过的—充当浮动炮台，还配备了一些英国和法国飞机。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与最前沿防线战壕前的障碍一样。但这种定位可能导致苏伊士运河，换句话说，英国最重要的交通线被切断。然而，当时没有别的替代办法。

1914年冬的降水比往年多。1915年1月，一支约五千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突然出现在足以突击苏伊士运河的地方。奥斯曼帝国军队要与埃及的民族主义者配合，攻击苏伊士运河的同时在埃及国内制造起义，并且杀害埃及的欧洲主要领导人。所幸，这一阴谋被埃及的澳大利亚军队粉碎。

1915年2月3日，奥斯曼帝国军队勇敢地发起进攻。三艘奥斯曼帝国浮船虽然努力试图在蒂姆萨湖和苦湖间渡过苏伊士运河，但失败了。不过，一个土耳其一百五十毫米炮队在九千二百米距离上重创英国运输船“哈丁”号和法国军舰“鲨鱼”号，几乎将它们击沉。奥斯曼帝国士兵向英国船“克里奥”号开火。根据英国历史官方记载，奥斯曼帝国炮兵的射术格外精准。

奥斯曼帝国没有反复发动进攻。苏伊士运河交通只是在1915年2月3日白天和几个晚上稍微中断后再次恢复。在战斗中，一位平民受伤。此人叫乔治·卡鲁，是苏伊士运河的领航员。他腿上中了一枪，胳膊也断了，但将“哈丁”号安然带入蒂姆萨湖。后来，乔治·卡鲁为此荣获荣誉军团勋章。

苏伊士运河面临的直接威胁就这样被消除了。不过，还有三万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部署在更远的贝尔谢巴。并且在奥斯曼帝国的船从亚喀巴出发前往红海和苏伊士湾布雷时，出现了要发动新一轮进攻的迹象。当时，西奈地区降雨充沛，为同盟国的所有行动提供了便利。1915年3月，奥斯曼帝国军队开始了新一轮袭击但被击退。1915年4月8日，一个同盟国巡逻队出现在坎塔拉附近，因此，协约国向东追踪十五英里，并在当地的沙丘中发现了一个大储货箱。协约国随即在苏伊士运河进行打捞，并在1915年4月10日晚捞起了水雷。在此期间，有几艘船通过了苏伊士运河。1915年4月28日，同盟国在伊斯梅利亚轮渡哨所附近再次发起袭击，被协约国击退。1915年5月30日，同盟国对苏伊士运河开展了新一轮军事行动。当时，有人发现一队人马正接近苏伊士运河。这些人把地雷埋在距离运河东岸零点七五英里的沙漠后就撤退了。1915年6月30日，霍尔特班轮“忒瑞西阿斯”号在由三艘海军武装快艇定期巡逻的小苦湖触雷。当时，“忒瑞西阿斯”号船身打横堵住了运河河道，但苏伊士运河当晚就恢复了通行。

后来，奥斯曼帝国暂时放弃了在苏伊士运河方向上的所有努力，主要在达达尼尔海峡活动，还把在西奈半岛对抗协约国军队的大部分正规军都调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场。英国政府已经考虑放弃加利波利^[3]，还想与法国探讨如何决策才能更好地确保苏伊士运河未来的安全。首先，协约国考虑在亚历山大港湾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铁路的行动，但随即放弃这一计划。接着，协约国制订了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一万两千码处建立长达八十七英里防线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五个骑兵师、八个步兵师、十九个攻城炮和重型火炮队、装甲车、飞机，以及辎重、铁丝网、电话电缆通信设施、供水设施和轻轨铁路系统。虽然这一计划最终也作罢，但显示了防御苏伊士运河的艰难程度，也显示了其地位的重要性。

赫伯特·基奇纳伯爵

1915年12月，加利波利被放弃。苏伊士运河再次成为潜在的重要战区，从加利波利撤退的协约国军队被派往埃及。现在，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可以放手攻打苏伊士运河了。这令赫伯特·基奇纳伯爵很惊讶。赫伯特·基奇纳伯爵了解埃及，并且和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的想法一样：一旦苏伊士运河处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攻击范围之内，当地人的防御是靠不住的。据估计，1916年4月，奥斯曼帝国如果要在苏伊士运河地区与协约国作战，可以投入十三万人的兵力。

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

协约国重新部署了驻地中海部队的防务，中将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负责苏伊士运河的防务。《官方战争史》第一卷第九十五页记载了阿奇博尔德·默里1916年1月9日刚到战场时的发现：(www.daowen.com)

苏伊士运河热闹非凡。从尼罗河来的三角帆船队携带着石料和铁路建材，已从尼罗河来到苏伊士运河。这些材料要被送到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公路和铁路终点去。铁道将铺入沙漠，与运河河道形成九十度夹角。尼罗河三角洲的轻便铁道已被转移到运河区。每天有数百条这样的三角帆船运载各种建材从塞得港出发，在运河各处卸下，然后他们前往苏伊士获取修路用的铺路石。印度来的管道最长，约有一百三十英里。其余必须从美国买，还要焦急地等待发货。这个时候，哪怕一艘德国潜艇都可能会使所有计划无法进行，令施工进度推迟数周。

好在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制订了防御计划。这个计划需要整个政府通力合作—所有人的才干、资源、努力和只有经验才能积累出来的机敏紧密结合。新来的指挥官或参谋会发现，让这台巨大的防御机器动起来非常困难—仅凭一厢情愿，当然不可能在当时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

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指挥的部队现在充当英国战略预备队的角色。从地理角度来看，没有比塞得港更适合作为部队登陆或者上船的地方了。英国海陆军部队的装卸、整备和燃料加注都需要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工作人员密切合作—他们也出色完成了任务。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仍川流不息，没有使军事工作遭遇延误，也没有使股东的股息受到影响。

经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同意，坎塔拉建起了海洋码头，通过铁路与埃及铁路连接，也成为苏伊士运河东岸军列系统的终点站。每天，六十万加仑淡水从坎塔拉通过向东进入沙漠的管道被抽取出来；为了防止同盟国用炮火袭击苏伊士运河，协约国在沙漠中建造了精心设计、远离苏伊士运河的防御系统。

1916年3月到1917年10月，在埃及，有十五万到二十万英军士兵需要供应补给，可能还有大批埃及士兵在领取军饷。

1917年6月，埃德蒙·艾伦比替代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主持军务。英军推进到阿里什，并将同盟国军队赶出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已经彻底安全了。

1915年到1916年，曾在塞得港执行任务的P.G.艾古中校写下一段文字，记录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向英国远征军提供的服务。

在军事占领苏伊士运河的日子里，英军指挥官总是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保持紧密联系。因此，这些军官不仅可以对运河防务做出自己的判断，还能得到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这个专业的伙伴帮助，这是欲求却难得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丰富的资源和高效的工作人员令协约国海陆军官感到无比惊奇与钦佩。对守军来说，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庞大的资源是很幸运的。后来，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将这些资源慷慨地交给英国军方使用，但获得的回报少得可怜。英军尽管答应会把使用物资的数额做成正式清单寄回来，并且如数归还，但最后往往忘了自己的承诺。在军事占领初期，这种事接二连三地发生。高级军官曾慌忙到塞得港，向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借船；后来，这些军官反倒忘记履行合同上的义务了。

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对协约国军队的慷慨贯穿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不管协约国军队要使用码头还是仓库，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都一概照准，并且分文不取。1914年8月到1916年12月，英军的确直接保护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财产。没人因此提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应出资支持昂贵的、维持防御用的军费，应该也是希望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将自己的资源免费赠予英国司令部。但从1917年开始，新情况出现了。英国远征军深入巴勒斯坦，苏伊士运河摆脱了可能遭到进攻的危险。如果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从当时开始要求军方付款，军方是很难拒绝的—但这种事从未发生过。后来，停战协定都签署好几个月了，英国陆军继续占领广阔的仓储区，给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收入造成了损失。如果不是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为了自保定下了确切日期的“逐客令”—要求英军部队要么撤退，要么付费，只怕英军到现在还没离开那里呢。

埃德蒙·艾伦比

P.G.艾古中校说的话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但起码是苏伊士运河工作人员光荣服务的美好见证。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在1915年2月16日的公文中的一番话，也算对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为英军做出奉献的肯定。“我要借此机会向战争大臣赞扬塞里昂伯爵和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工作人员的出色服务—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工作人员对我们毫无保留；我们可以召唤工作人员服务，也可利用公司的全部资源，他们的友好合作对我们防御的成功帮助很大。”

【注释】

[1]比卡内尔骆驼军，来自印度为大英帝国服务的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协约国作战。—译者注

[2]埃及有七万土耳其人，但有潜在危险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原注

[3]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登陆战争加利波利之战，也称达达尼尔战役和恰纳卡莱之战。协约国寄希望于通过这次登陆行动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通道，从而快速打进伊斯坦布尔击败奥斯曼帝国。但奥斯曼帝国除了最开始被协约国打得乱了阵脚，很快就冷静下来，甚至多次反扑协约国登陆部队。1915年11月，在经历了一系列意外、僵持与挫折后，协约国选择撤退，也就是正文中的“放弃”。讽刺的是，这次撤退行动反倒是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中最“成功”的一次，因为协约国的伤亡人数只有十人。在行动中，协约国投入了近五十万军队，其中四万多人阵亡、九万多人受伤，不仅四艘军舰在最初的行动中触雷受损，英国战列舰“歌利亚”号、“凯旋”号和“威严”号更是相继被击沉，连英国海军上将萨克维尔·卡登也在首轮登陆行动中受伤。然而，奥斯曼帝国军队伤亡人数不到协约国的四分之一，受伤人数更是只有协约国的九分之一。不少后来震撼世界的政治、军事人物都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如率兵在后来的索姆河战役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功勋的新西兰将领伯纳德·弗赖伯格，以及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今把登陆日（4月25日）作为法定节日纪念。—译者注